大约一年前，在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会上，听Peter Nolan演讲。一年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一个学生社团请他来讲座，再度前往。

演讲有点令我“失望”——失望的是，两次主题并没有什么变化，一如上次，他讲入世之初外资银行对中国打开金融市场的催促，称赞中国没有盲从自由市场派的主张，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银行：改革机制、培养人才、投资技术。

但我不应该为此失望。多亏了一年前听的那个演讲，否则我可能很难从Peter Nolan极度发散的风格中领会他的观点（考虑到来听这个讲座的很多是LSE的中国本科留学生，我怀疑大部分听者已经陷入云里雾里了）。

一年前后讲的是同一个话题，或许对于有的人来说是“辞穷”，对于Peter Nolan并非如此——这正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主题。从何看出？从他难以抑制般的肢体语言中散发出对自己研究主题的fascination，从他信手拈来刚才在路边、在书店的观察例证，从他在演讲前还在不停删改的手稿——上面贴满了剪贴的引用文字。

我很努力去理解这位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研究中国改革进程、在中国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英国学者想说什么，仍然很难从他发散的演讲中找出一个中心结论。从他反复举例全球跨国公司巨头——波音、空客、西门子、可口可乐、IBM……以及银行业的花旗、汇丰，这些大企业主导及作为结果的全球行业高度集中化，我隐约可以感觉到到他对这种现象之于人类社会深义的关切和求索。但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既然他的题目是“中国银行业”，既然他称赞中国保留了自主权，没有让外资银行迅速“收剿”中国市场？他反对中国也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的说法，举例说中国的银行业完全跟西方银行是两回事，因为银行行长是“中组部任命”……然后他又说即使现在中国政府鼓励“走出去”，但现阶段中国的银行业没有、也不可能并购外国银行，因为绝对会引来巨大的反对……

我实在不明白，于是举手提问：“难道你的意思是中国的银行业到了‘极限’？”（演讲中他引述了自己当年在亚非学院（SOAS）的导师一句话“公司的发展没有极限”（there is no limit for firms），但似有不同意见）。

他回答不是的。原话我无法记录，但他的大意是，中国有巨大（gargantuan）的国内市场，中国的银行业现阶段肯定是要发展国内市场，这已经能提供非常大的空间。

我仍然不得其解。然后呢？是不是国内市场发展到一定时候，中国的银行业也可以“走出去”，像其他的国际大银行一样，海外并购、壮大？

他没有给我一个清晰的答案，以至于我现在已经不至于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了。

最后我还问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结有何评价（因为我觉得他对中国体制的描述，包括国家对企业和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对资源的调配力量，甚似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说他不同意，他说中国的体制是“灵活的”，不像“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僵硬、低效，他说中国能够“control the water”。

我还是没明白。

这篇博客的作用就是，把一次我没明白的讲座记下来。希望日后再看，能够体会。

我相信研究PeterNolan的研究是有益的，至少对理解中国改革决策的思路会有帮助。他点名批评主张中国全盘接受“自由市场”的著名学者，指出其预测与现实发展的差距。我不知道他的指责是否有道理——在没有读过被批评读者一手著作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他的引述是否断章取义。但我想他的这个track record大概对其在中国决策层获得信任很有说服力。他指导博士论文的秦晓、王小强今天在中国的影响，或许是一个例证。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三卷，一定要去读”，他鼓励LSE的学生们，“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