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来的太快！共和党初选选战戛然而止。4月以来几场重要初选中特朗普的势如破竹，让克鲁兹和卡西奇放弃了最后的希望。随着两人的接连退选，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几乎是板上钉钉，除非有惊天动地的意外发生。

一句话来总结这场共和党初选：精英们错得厉害。从一开始就假定杰布·布什会成为共和党领跑者，再到迟迟无法理解特朗普的强劲势头，精英们建立在过往经验基础上的判断力，在2016年捉襟见肘。精英是谁？是聚集在东海岸政治文化中心（华盛顿、纽约）的记者、公知们，是大学校园中通晓文献掌握复杂模型的政治学家们，是享有文化资本和话语权的人们。 他们习惯了这个国家惯常的权力分配方式：将政治光谱划分为左中右，处于光谱中间的“主流”建制派以意识形态上的“中庸”调和两端的激进者，又凭借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动员能力，主掌了国家公共生活的方向。

共和党选战一开始呈现出来的，似乎是一场建制派的“中”与茶党和福音派的“右”之间的路线之争。而“中”早早呈现出的颓势，让人误以为这是“右”胜利的时刻——从头至尾坚守右翼阵地的克鲁兹，想必也以为这是他前往胜利的通途。这也是为什么在1月份初选拉开帷幕前的关键时刻，他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攻击特朗普代表了“纽约价值”。他以为，只要共和党选民们意识到，特朗普身上充满了“纽约自由派”色彩，与保守派们看重的家庭价值观格格不入，就会恍然大悟而投入他的保守阵营。但如今，正如我们所见，克鲁兹不仅大败纽约州初选，也没有赢得其他州选民的心。

这说明，这不是共和党的“中右”之争，而是一场颠覆传统权力分配范式的“革命”，是社会边缘对中心精英们的反制。克鲁兹失策的正是，他以为影射特朗普是 “纽约自由派”就能让广大共和党选民对他避而远之，但没想到，比起“自由派”更招选民们烦的是“精英主义”。克鲁兹没有意识到，自己常春藤大学教育出来的巧舌如簧和文采飞扬，比起特朗普天天挂在嘴上的大白话“有钱”，更容易让不满于精英高高在上的大众们翻白眼。克鲁兹从右翼意识形态出发的诸多政策主张——如取缔奥巴马医保、取消国税局，仅能在小范围内引起坚定保守派们的共鸣，但在特朗普掀起的大众风潮反衬下却显得偏狭和脱节。

说到底，精英们错就错在，过于耽于自己既有的认识框架，处境过于舒适，而未能体会“沉默的大多数”民众的挣扎。这种挣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社会心理上的。对于许多极少踏出过自己出生的小镇、没有能力或没有运气接受高等教育的中下阶层而言，这个不由分说扔到他们眼前的全球化新时代让人惊恐。当大城市精英们庆祝全球化对于消除全球贫困、缩小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巨大成就，是中下阶层的生计在遭受产业外包和移民涌入的威胁。当大城市精英们毫无心理负担地拥抱身边的人都拥抱的性别平权、国际体验，却难以体会小镇居民们对忽如其来的价值体系崩塌的无所适从。而这些保守的小镇平民们缺乏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他们与纽约光鲜亮丽的新闻演播室格格不入，也不见得了解怎样通过博客和社交媒体解释自己的想法。因此，草根民众们对话语权受限的沮丧，便转化成了带有“反智”色彩的叛逆，尤其表现在对“天之骄子”的常春藤精英们的不屑。

于是当特朗普以一副有别于传统精英的形象出现，用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大谈打破政治正确的时候，劳工阶层格外能感觉到，“他是我们的人”。这不代表特朗普就真的是劳工阶层们最好的选择——很可能不是。出于反感精英而选择了特朗普的人，很可能最后发现他也只是“一丘之貉”。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理性”，只是对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忠实表达。

轮到自由派们担心了

共和党初选以从中到右的传统精英们集体沉没告终，这对民主党自由派们，恐怕是坏消息多于好消息。进入大选，民主党的精英们需要吸取什么教训？

教训便是：反省“精英主义”的优越感。如自由派媒体Vox一篇文章总结的：两党都没能为这些在全球化中失利的弱势阶层代言，但是民主党的自由派精英选择了疏远他们——体现在深夜脱口秀的嘲讽和自由派媒体自我确证的社论之中。而从尼克松以来的共和党总统们，都至少在形式上寻求与保守派草根劳工阶层的联合。上一位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恰恰是一位能够放下精英身段、接受对手嘲讽的人物，与他2000年的民主党对手、精英气十足的戈尔形成鲜明对比（显然也比他的弟弟杰布更接地气）。

如果说共和党建制派精英们更大的错是在经济和收入分配问题上与底层脱节，民主党的自由派精英们则是在“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上与所处阶段不同的大众失去了对话。正如克鲁兹在攻击“纽约价值”时意图攻击的， 这些自由派观念体现在对性别权利、环境保护、福利国家的力挺，而20世纪以来的发展让他们确信自己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倡导宽容与选择权的自由派，却在尝试说服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的保守派观点的过程中过快地失去了耐心，开始用揶揄作为武器。受到广大自由派追捧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如中国网友熟知的囧司徒《今日秀》），借助尖刻的幽默感来化解现实荒谬的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那些理解不了他们笑点的保守派们。

这些政治与文化精英们主要集中在位于美国东西海岸、经济更为发达的大城市，故有时这种精英主义也表现为某种地域歧视。比如“flyover states”这个词，就是指夹在东西海岸之间的广大内陆州，在许多精英的世界里无非是坐飞机奔波于两大海岸之间时“被飞越的州”，精英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踏上这些州的土地。

加强了许多保守派共和党选民（更多集中于中西部和南部的内陆州）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情结的，是自由派智识精英的“文化霸权”——这里的“霸权”（hegemony）只是一个中性描述，纯指影响力之大，无涉道德判断。在大学和新闻媒体两大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体系中，自由派在数量上明显占了上风。保守派知识分子们在大学中势单力薄而选择或秘而不宣、或退居智库和媒体，而后两者却缺乏大学所具有的公信力制度保障，从而显得越来越处于守势、偏安一隅。

此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自由派更多代表了美国“软实力”的来源，通过东海岸纽约生产的新闻产品和西海岸好莱坞生产的娱乐产品纵横四海，而保守派在全球化中相对处于失语状态。美国保守派中“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sm）对外交政策的强硬主张，对美国维护全球秩序当仁不让的态度，也让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难以下咽。可以说，全球化内在加强了自由派的话语权，让他们更加觉得自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

虽然 “傲慢与偏见”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存在，但区别在于，保守派那些奇葩的阴谋论或受害狂想症（比如认为奥巴马是出生在肯尼亚的穆斯林、认为奥巴马医保的终点是政府全面接管、摧毁个人选择权），由于其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很难被异文化所理解。相比之下，自由派对性别平等、种族平权、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主张更容易帮他们获得跨文化的好感。自由派某些观点中的矛盾性则更加隐蔽：比如，自由派往往同情少数族裔因贫困走上犯罪道路是社会大环境的错，不忍直接批评其个人责任，却对同样因为受害于大环境的变迁而敌视外来移民的白人劳工阶层不吝批判——也正是这种不一致导致了后者对“政治正确”文化的强烈反弹。  

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劳工阶层选择了投票给共和党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往公知们的分析也许低估了劳工阶层对自己经济利益所在的判断力——他们不是被共和党蒙蔽，只是在利益和情感之间，他们更看重有情感共鸣的领导人。自由派们或许也因为坚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而对自己的政策主张过于自信——加大再分配的福利政策看上去是慈悲为怀、关心底层，但自由派们如果更谦卑一些，或许能看到，保守派所批评的公共政策催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福利体制养成的依赖文化，并非全无道理。好心也能办坏事。

如今，特朗普在共和党的胜出，说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已经超越了自由派-保守派的左右，到了精英为过往的忽略买单的时候。民主共和两党的精英们并不缺乏解释特朗普现象的智商，但尚缺乏与特朗普争取大众支持的情商。而面对民众做出“不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坚信自己判断力的民主社会精英们，不可能对其打压，只可能与之竞争。竞争的手段，不是嗤之以鼻，而是放下优越感设身处地去理解大众，寻找情感和大方向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