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宣布现场

10月13日中午，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会场，等待下午1点开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仪式。

第一个惊讶：去向皇家科学院，要经过斯德哥尔摩大学校园，竟丝毫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诺贝尔奖的标识。校园入口有几个笑容甜美的大学生在分发材料和小礼物，本以为是诺奖颁奖指南，却只是学生话剧演出宣传。

第二个惊讶：最早到达的记者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会场之小，现场能容纳的记者大概不超过20。算起来，到场的记者里，中国记者如果占不到一半，起码也有三分之一。

会场确实没有必要太大。宣布现场全程在网上现场直播，世界任何一个编辑部都可以在几毫秒的延迟内，和现场记者一样了解到获奖人信息。视频通过YouTube直播，但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构）非常贴心地为不能收看YouTube的地区也准备了另外的直播介质。

宣布获奖者的过程直接而简短。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发到了第45个年头，一切已经非常程式化。几位评奖委员会委员出面宣布得奖人名单，先用瑞典语说一遍，再用英语说一遍；然后马上由一位委员作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最后则是现场打电话给一位获奖者，由瑞典记者问出那些仪式性的问题：知道自己获奖第一反应是什么？你预料到自己获奖了吗？是什么激励你对这个学科感兴趣？

由于历届诺奖得主中大部分在美国（今年三位全是），而诺奖又是瑞典时间的下午1点公布，美国那边还在半夜。于是打电话到美国去通知得主，似乎特别有利于产生这种戏剧化的效果——睡梦正酣，一个电话打来：恭喜，你获得诺贝尔奖了！

不过，我窃想，那些热门人选里，大概有许多人是彻夜不眠守着宣布结果的吧。三个人的欣喜，也是其他十几个人的失落？

记者会现场上选择的是给希勒（Robert Shiller）打电话，不知是否有特别原因。总不会是因为他是有名的早起？记得金融危机刚爆发的2008年，我曾从北京打电话采访过他，时间是美国当地早上五六点钟。我还忐忑这个时间打搅是否合适，但被告知：放心，希勒教授多年来保持了这样的习惯，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处理完各种杂事（如接受采访），白天的正常时间里全神贯注干研究、教学的正事。

希勒教授很谦虚地回答自己并没有预料到会获奖，因为有这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被题名了——这大概也算个“标准答案”了。对于“是什么激励你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的问题，他则呵呵一笑，回答：“我对一百万件事情感兴趣呢。”不过，他马上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金融是一门过硬（rigorous）的学科，对于人类活动能够起到根本性作用，它还关系到人的本性。我相信，金融作为一门理论，虽然有很多争议的元素，但对于人类社会是有价值的。”

有记者问到他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启示。“这需要一本书来说呢。”希勒教授顺便地推销了一下自己最新的书作《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Good Society）。他并不排除危机还会继续出现的可能性——人的本性使然。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正在进行矫正”。

诺奖与 “软实力”

诺贝尔当年的遗嘱中写明，奖励者不分国籍，当初也在瑞典国内引起争议。不过今天看来，瑞典人应该以产生过这样一位国际主义者而自豪（诺贝尔本人就是生在斯德哥尔摩，在巴黎上大学，在20几个国家开过工厂，讲瑞典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五种语言，最后在意大利圣雷莫（San Remo）的家中去世），因为诺贝尔奖今天无疑是瑞典软实力的一大源泉。

每年颁奖盛典，都意味着全世界最受认可的科学家来到这里，与这里的学者、学生交流；颁奖盛典之外，也有平日里的常规往来。无形中， 瑞典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不见不散”之地。

经济学奖又是一个特例。它本不在诺贝尔本人的遗嘱中，是1968年正值瑞典银行（即该国中央银行，也是世界最古老的中央银行）成立三百周年时创立，因此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奖金亦由该银行提供。

比起物理、化学、生物医疗等科学奖，经济学奖为瑞典或许能带来更“直接”的影响力。因为自然科学的理念和发现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知识产权首先就是一个限制），但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往往能直接应用于决策。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球最聪明的头脑。

软实力不可能简单移植。经济学奖多年来也不乏争议，其中1976年评奖给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引来现场抗议。世界上也不乏其他专业经济学奖项。但争议归争议，竞争归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世界的认可度仍无出其右。

原因或许有这么几个。首先当然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沾了其他自然科学奖的光——自然科学由于有相当客观的参数指标，争议往往很小，作为最早的国际性大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早已奠定了世界性的声誉（虽然和平奖难免争议）。经济学奖在1969年开始设立，与几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并肩，也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顶尖殊荣。

第二，恐怕也和瑞典是一个中等强国，在国际政治中较为中立有关。想象这样的奖项在美国、英国，总免不了被冠上“帝国主义”的高帽。

第三，即便如此，经济学也总免不了有政治寓意。弗里德曼的被抗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推崇或批评，对政府管制的排斥否定或承认探讨，关注福利政策的正面建构或负面效应，都能深刻影响一国和国际政治。但多年来瑞典的评选者们，基本把握了平衡，起码没有让该奖的评选沦为为本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取向辩护贴金的工具。

没有人说瑞典的经济学奖评委们就完全不会有私心——评委们也都是造诣颇深的经济学家，各自有各自的领域专长和流派所属，难以免于对本派的青睐。经济学奖的评选可能也算不上完全的公开透明——“海选”（几千份提名书发给全世界有资格的高校、研究机构）到委员会的甄选，以及最后的投票，都是非公开进行，所有资料保密五十年。但借用经济学里的话，这个奖的评选也是一个重复多次博弈，因为当然希望这个奖能永远办下去。在多次博弈中，合作——用一种能够受到公众认可的公正方式评奖——是最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