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我已经说过太多遍了⋯⋯”海莲娜·吴驰沃(Helena Łuczywo)用手按住她那头犹太人典型的蓬松红发，一脸痛苦的表情。但半秒钟后，她就又微笑开，用她那双灰绿色眼睛看着我：“好吧，如果你需要！”

我想请她说的是波兰《选举报》（Gazeta Wyborcza）的历史。66岁的吴驰沃正是这份波兰具有时代意义的报纸的创始人之一，并从创立之初到2009年退休一直担任副总编，以及《选举报》母公司Agora的副总裁。相比起《选举报》另一创始人、至今仍担任总编的米赫尼克（Adam Michnik)，吴驰沃的知名度小得多，或许和她是女性有关。历史往往容易记住那些台面上的人物——往往是男性；女性，即便是做了许多一线的努力，也往往成为一个括号里的人物。

吴驰沃点起一根烟——她几乎总是烟不离手。第一次见面时她带我们去吃饭，用餐时她也一直含着根电子烟（餐厅里禁烟）。相聊甚欢，忘了时间，但她突发请求：“我们能不能到楼下的阳台去？”实在是忍不住烟瘾了。后来从她借给我的书里看到七八个年代她和其他一些地下办报的女伴的照片，有不少吸烟的留影。或许是那个高压年代留下的后遗症？

“1989年圆桌会议，一个决定是，反对派团结工会可以出版一份报纸，作为竞选的工具。所以叫‘选举报’。”她说。

当年那场圆桌会议后，团结工会得重新合法化，并且开放了下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上议院的全部席位进行选举。团结工会要参与竞选，就需要宣传的途径。“那个时候不清楚这份报纸只能在竞选期间，还是能保留更长时间。当然我们假设是可以更长，他们假设是只是竞选期间。”

吴驰沃是圆桌会议上地下媒体的惟一代表。“但是我得说我完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她连忙澄清。事实是，她和她的同伴们八十年代主办的《马佐夫舍周刊》（Tygodnik Mazowsze）是最大的地下刊物，搜集、传播团结工会在全国范围内运动的消息，为运动的延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吴驰沃参与地下办报的历史更早，1973年她就办过一份《工人报》，呼吁自由工会。

1981年戒严令后，地下办报是件危险的事情，随时可能入狱。吴驰沃和她的同伴们为了安全起见，采取“流动办公”，编辑部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大部分人都没有经验如何避免被跟踪、避免暴露身份。“海莲娜会告诉我们怎么做。”后来一位美国女记者Shanna Penn写了一本书《团结工会的秘密：打败了波兰共产主义的女性们》，有几章专门记录了当时地下办报的那支娘子军，她们如此回忆。

当年吴驰沃如何帮同伴们设计出行路线、提醒她们注意什么，似乎不难想象。来吴驰沃家之前，她用邮件发给我一份详细的路线指南：巴士站在街道的什么位置，在什么地方买票，买票上车别忘了在机器里盖个章，目的地的前一站是什么，再前一站是什么，车上会有报站，年轻人一般都会说英语而且很友好⋯⋯

“正是这份刊物（《工人报》）的人开始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 后来发展成团结工会。罢工的组织者，现在是参议院的议长Bogdan Borusewicz，他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就是《工人报》的一员。所以我们不仅觉得自己属于团结工会，甚至觉得是团结工会的‘父母’了。”吴驰沃边泡咖啡边对我说，刚才她已经喝完了一杯浓茶。

圆桌会议后，团结工会“军师”级的重要知识分子米赫尼克问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说他想做这份报纸。瓦文萨答应了。“米赫尼克来找我，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地下出版物，我们就一起做了。中间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在某个时点达成一致了，然后我们也邀请原来一起做地下刊物的人，如果想来都可以来参加，有很多人来了。就是这么开始的。”吴驰沃说。

“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应该是团结工会拥有的报纸，应该另外的人所有。所以我们准备这份报纸的时候就创立了另一个私人公司，Agora，来持有这份报纸。”他们请了三位重要人士来帮助创办这个公司，其中包括波兰著名电影导演安杰伊-瓦依达(Andrzej Wajda)。

“这件事瓦文萨并不知道，因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之所以做这种“手脚”，是因为吴驰沃他们清楚，媒体和领袖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即使1981年戒严令之前，在团结工会还是合法的时候，当时我办的那个团结工会新闻社，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物也有矛盾——当然主要矛盾还是在是团结工会跟当局之间——但媒体会想说自己想说的，想批评领导人。全世界都是这样。媒体天生是要批评那些当权的。”

很快，《选举报》与团结工会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就显性化。

“就是在所谓的‘顶层战争’开始的时候。”吴驰沃回忆：1989年议会选举后产生了以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为总理的新政府（瓦文萨本人未参加该议会选举，或许跟他打算在次年参选总统有关）。直到选举中，瓦文萨都是绝对的核心人物，所有团结工会候选人都在海报上放上自己与瓦文萨的合影——这保证了他们赢得了几乎所有席位（只有上议院的一个席位由一名独立候选人赢得）。但新政府成立后，波兰政治生活的中心从团结工会转移到了新政府身上，瓦文萨得到的关注减少。再加上1989年开始实行“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私有化、工资管控等改革措施让工人们付出了代价。“然而可以说正是工人通过他们的罢工给了我们自由，现在他们要为改革付代价，瓦文萨就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他开始觉得这个政府做得不好。”

于是瓦文萨开始针对起政府中那些来自团结工会的战友们。在一次团结工会与“公民委员会”（团结工会的政治竞选团体）的会议中，他毫不客气地让公民委员会领导人下台，“感觉你自己被炒了吧。”是他留下的一句“名言”。

《选举报》不支持这种做法，开始批评瓦文萨。于是瓦文萨也想开除米赫尼克。“但我们说他不能开除，因为他不是报纸的所有者。他真的很意外。”

于是，团结工会要求《选举报》把团结工会的图标从报纸上拿下。“天啊，我都不记得图标是什么样的了！”吴驰沃想跟我描述图标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今天回想起来，吴驰沃额理解瓦文萨为什么要发起“顶层战争”：“这是他的一个‘安全阀’。”她说。当时工人们已经对经济改革有很多意见，作为政治领袖，他必须表现自己还站在工人一边。但吴驰沃认为瓦文萨心底里是支持改革的，表现在他上任后马上邀请马佐维耶茨基继续当总理，而当他拒绝后，他又任命了更积极改革的别莱茨基（Jan Krzysztof Bielecki）为总理。“你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不得不做。”

即便有这些风波，吴驰沃说她今天仍然非常尊敬瓦文萨。“我们欠他的。如果不是他领导了这个运动，就像缅甸的昂山素季、南非的曼德拉，如果没有他们领导了运动，也不会有这些国家的变革。而瓦文萨是个很棒的领导人，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团结工会的图标被拿下后，“我们只是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我们有点觉得这个图标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觉得自己是团结工会运动的一部分。”她说。“但我也有点松了口气，因为我们可以放下这个负担，成为一份正常的报纸了。”

要办一份正常的报纸，第一个挑战就是钱。一开始《选举报》的收入只能靠出售报纸，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广告。直到1990年通过“休克疗法”跳转到市场经济前，波兰还是国有经济，买新闻纸、油墨什么的都需要官方证明。“你要去问，要去找人。这些东西都不能靠买到，要想办法‘搞’到的。”

他们想找银行贷款，也没有银行愿意贷。后来是《纽约书评》的主编Robert Silvers和他的朋友私人借了些钱给《选举报》，支持他们办报。1993年，他们又得到了一家美国公司Cox Enterprises的财务投资。

在90年代的报纸黄金期，《选举报》和母公司Agora迅速成长。到了1999年，他们决定，将公司上市。

说起上市的决定，吴驰沃说当时自己的100%支持的。“当时绝对是没有别的办法来为这份报纸融资的，特别是需要我们自己的印刷机。当时波兰没有现代化的印刷厂，而没有好的印刷我们就不可能做出好的报纸，要办印刷厂就要钱。所以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主要的理由。”

但她也和所有的报人一样面临两难。“公司在股市上市，长期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这很自然。但是我个人来说，目标是出版好的报纸，其他的事情都是排在后面的。所以这是我的疑问。”他们也需要精心设计股权安排，防止公司被收购。如今，Agora控股公司持股11.18%，但握有33.53%的投票权。

作为今日波兰舆论界最重要的意见领袖，《选举报》也遭遇到危机：2002年的Rywin丑闻，大概算得上波兰的“水门事件”。

彼时，Agora公司收购Polsat电视台的计划受阻。原因与2001年上台的左翼政府（民主左翼联盟与波兰人民党共同执政，两党都从前共产主义政党脱胎而来）对Agora公司在波兰媒体市场的主导地位不满有关。当时政府也在起草新的《媒体法》，该法若得以订立将阻止Agora公司的继续扩张。因此，Agora也尽力游说，反对该法。

这时，Agora的办公室来了一个叫Lew Rywin的电影制片人。此人曾参与斯比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波兰斯基的《钢琴师》等电影，颇有名气。他找到米赫尼克，要求他们支付给他1750万美元，并保证不批评这届政府，同时在公司里给他一个职位，那么他就能让法律改变，让Agora能够收购那家电视台。他还说，总理（Leszek Miller）也参与了这件事。

“很倒霉的是我当时正在休假。Adam（米赫尼克）和Wanda （Rapaczynski, Agora公司1998年-2007年总裁）商量决定要录音，他们把这个索贿的对话录下来了。这个想法多傻啊。然后我休假回来，我们当时对这个录音的想法很兴奋，但没想过接下来怎么做。Adam录下了这段对话，然后他去找总理，总理说他跟这件事没关系，这很可能是事实。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调查，我们没有公开这段录音，我们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人，但半年内我们都没有公布这段录音。半年后我们决定公开，很多人都说我们在掩藏，很多人也说我们应该去找检察机关，但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做地下工作出来的，所以我们总是不太信任检察机关⋯⋯最后我们把录音内容登出来了，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丑闻。最后闹到了议会，组成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包括不同党派的成员，调查的过程在电视上直播，所有人都在看。我们最后证明了，我们是受害者，但是我们有句话：不管你是被偷还是偷别人，你都被弄脏了。”

Rywin丑闻是对那届政府的巨大打击。2001年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SLD）获得了40%的选票，但到2005年大选时得票率仅剩10%。当时的总理Leszek Miller也在一项议会调查中被查出与Rywin的索贿有瓜葛。加上当时的另一宗腐败丑闻，与波兰最大国有石油公司PKN Orlen的私有化有关，Miller在2004年5月2日——波兰加入欧盟后的第二天辞职。

几乎是从解除报禁的第一天，波兰媒体界就出现了各种不一样的声音。今天波兰有《选举报》这样主流自由主义的报纸，也有Radio Maryja这样由天主教神父主办、宣扬宗教保守价值观并且影响巨大的媒体。“波兰的媒体很多元化，而且观点都很强。”吴驰沃说。

《选举报》今天还是当之无愧的意见领袖，“因为我们这个报纸如此有象征性，我们会采取什么立场几乎总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可能扮演我们在90年代扮演过的那种角色了。”

在一个意见多元的社会，即便是《选举报》这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媒体，也不免受到批评。“我们这些年来受到的主要批评是，一个是对共产主义的批评不够强，不支持对共产主义的报复。”吴驰沃说，“这很搞笑了，因为我们是惟一一个地下媒体发展起来的，团结工会出来的，其他都不是。”

她说，《选举报》不想跟以前的共产主义政党打仗，不想把他们隔离到公共生活之外，也不支持像捷克斯洛伐克实行过的那些反共产主义的法律。“因为这个我们受到很大的批评，不只是批评了，是抨击了，说我们是‘粉红’。”

多年来缠绕波兰政坛的“清洗”（lustration，清查在前政权中担任过秘密警察线人的人）问题，《选举报》也持反对态度。“因为我们认为这马上会成为一个政治工具，而确实也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采取，总是针对政治对手的。”连瓦文萨都被牵扯进来，他当总统后不久，就有人挖出他在七十年代签的一份文件，指其与秘密警察合作。为此，曾经与瓦文萨闹翻的《选举报》，站出来为其辩护。

此外，如其他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米赫尼克也曾支持伊拉克战争。这也让《选举报》遭到批评。

2009年，吴驰沃从《选举报》和Agora退休。一段时间内，很多决定都要靠她来做，因为三个主要决策人中，一位年纪更长的已经退休，而米赫尼克也因为参与其他许多活动而无暇照顾。“我不太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健康，因为这样的话年轻人就没有机会学习做决定，总会来找我，我不希望我在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我，依赖我，等我一走⋯⋯”于是，她决定退休。“（决定）不难做，我还挺能擅长做决定的，需要决定的时候我就决定了。”

现在的 吴驰沃也并不清闲。她在与人合著一本库仑尼（Jacek Kuroń，60年代起就曾因要求改革而入狱，是比团结工会运动更为先驱的活动人士，1989年后曾任劳工与社会事务部长，参加过总统竞选）的传记。每周有三天她会用来写作，“动作有点慢。”

“吴驰沃”其实是海莲娜前夫Witold Łuczywo的姓，后者也在当时的地下出版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那群人中惟一的理工科学生，是他开发出地下印刷技术，用鞋油制造油墨，2011年他还获波兰总统颁发的“波兰重生”勋章。他们在1989年前就已经离婚。吴驰沃简单地说，那时的地下工作太单调，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说，这是你为地下出版做出的牺牲，她说：“可别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