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个周一，在中学当老师的Ariane本来可以休息，但她今天得去学校开会。会议内容是她班上一个男孩儿，似乎有些心理问题，有时会撞自己的头，为此老师们每两个月就要开一次会，讨论一下孩子近来的状态。

对一个在“郊区”学校教书的老师，这样的事情不算最头疼的。还有另一个男孩儿，父母是埃及移民，也有点管教不住，有时上课会自言自语地说起阿拉伯语，有时干脆唱起歌来。但起码，这些孩子没有暴力倾向。

Ariane的学校在巴黎以东20公里外一个叫Torcy的“郊区”。法语里的“郊区”（banlieue）已经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隐含了复杂的社会含义：移民、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聚居地、成片的政府公共住宅，伴随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等等。

“Torcy不算差的。”坐在前往Torcy的火车上，Ariane对我说。近几十年来为应对移民涌入、城市扩张等需要，法国政府在大城市外围建起来的这些“郊区”中，Torcy算是不错的，有一个现代的购物中心，有一个湖，所以还有一些中产阶级住在这里。

但更多的“郊区”却是人们口中的ghetto（贫民窟）。巴黎北面就有许多这样的地方。前面提到那个埃及裔男孩儿的父亲，就在巴黎北边的一个“郊区”做生意。有时候男孩儿缺课，得去给父亲帮手。“他爸爸很暴力，常常打他。”Ariane很无奈。

Ghetto是一般的法国中产阶级会避免去的地方。Ariane说自己有次因为工作到这样的地方去，“有四面墙围起来！你一进去就觉得大家都在看你，因为你明显不属于这个地方。”但这不代表人们有敌意，她问路的时候，人们也非常帮忙地给她指路。不能否认，这些地方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Ariane说有个朋友有次到了这样的地方，不小心看到有人在交易毒品，惨遭一阵打。

我问Ariane，去这样的郊区教书是不是她自己的选择。“一半是吧。”在法国的公办体系中，她这样的年轻教师，往往只能服从“国家分配”，所谓哪里有需要去哪里，而最缺人手的就是那些问题比较大的郊区。所以她选了一个从巴黎的家有火车直达的Torcy。“等你工作一定时间，攒够了分数，可能就可以申请调动。”

下了Torcy火车站，就看到几家中国快餐店。“这里中国人挺多？”

“是啊，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中国人。现在少一些了。”

“为什么呢？”

“老实说这个学校不太好，所以中国父母都很努力让他们孩子转到更好的学校去。”

呵呵，典型啊。“你觉得这是中国移民的特点吗？其他的阿拉伯、非洲移民的父母也会这样吗？”

“好像中国人这点比较明显。”Ariane有点同意，“其他移民的父母好像不是很在乎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也因为他们孩子多吧，中国家庭可能两三个孩子，但阿拉伯家庭可能有五六个。”

后来Ariane的一个同事Khatja也告诉我，很多父母可能自己都没上过学，所以不知道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上学为什么重要。

“很多中国孩子的父母都不会说法语，有什么文件都是孩子帮他们填。”Ariane也说。在她看来这不可理解，他们都已经在法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问到对中国学生的印象， “比较安静，比较听老师的话。” 她说，“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比较缺乏创造力。”有时候，虽然孩子们吵吵闹闹让老师很辛苦，老师还是愿意看到孩子们活泼一些。

“这些中国孩子是从中国转学过来还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呢？”我以为，是国内的教育让这些孩子养成了听话的习惯。但没想到Ariane说，大部分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看来中国父母的管教还是很有效！

从Torcy车站到学校的路上，一个戴穆斯林头巾的女孩儿与我们擦身而过。

“法国对头巾的禁令，在学生和家长中反应大吗？”我问Ariane。之前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报道和研究，法国严格实行“政教分离”，2005年出台法律禁止任何带有宗教色彩的事物出现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包括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也包括基督教的十字架。2010年又对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佩戴面纱burqa下了禁令。这些法律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是“政教分离”，还是国家干涉宗教自由？如今反穆斯林情绪抬头，反而让许多穆斯林身份感反弹，许多年轻女性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但自愿选择包头巾、戴面纱，她们说：“我们不是被父兄逼迫，这是我们的选择！”

不过Ariane说，当时那场争论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刚才我没看见那个女孩儿。有时候，如果学生在路上戴头巾遇到了我们，还会把头巾摘下来。”

到了。College Louis Aragon。法国的college是四年的初级中等教育，适龄学生11到15岁 。Ariane把我介绍给校长先生，一位长着浓密、略显斑白的络腮胡、高大、声音浑厚的中年人，简直是法国电影中中学校长的完美代言。“非常欢迎你。”校长先生英语不太好，话简单，但热情十足。在我去旁听法语课前，校长先生特地到班上叮嘱了一下学生们：“这位是中国来的记者。”“记者！”孩子们听到这个词很兴奋。

这个班是14岁的孩子。由于第二天就是公众假日，一些孩子干脆也请了今天的假，所以25个学生只来了17个。绝大部分是阿拉伯裔、非裔和亚裔，真正算是白皮肤的孩子只有一个。

孩子们自选座位坐下。今天刚好是测验时间。老师让大家拿出纸来。教室里发出嘟嘟囔囔的不情愿声。几个男孩子似乎没带本子，都管一位长头发的亚裔女孩儿借。她于是麻利地从自己的本子上撕下几张纸，往四周传开。呵呵，真是任何一个班级里都有一位善良的“同桌的你”吗？

测验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孩子们这学期的课程就是把一本300多页的缩略本读完。五周之内，老师会带着孩子们一章一章读下去。每周有一个小测验。今天的测验里，老师给了十道问答题，比如：Marius是谁？他为什么生祖父的气？他的朋友的政治观点是什么？用一句话评价Marius的行为。“没有教科书，我觉得这样更好。”老师后来告诉我，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老师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测验是全世界学生的天敌。那边一个男孩儿把脑袋撑在胳膊上，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另一个孩子跟他对视了一眼，同样无奈地耸耸肩。刚才那位慷慨的亚裔女孩儿，写了一会儿，沮丧地“啪”的一声把卷子翻过来，干脆趴在桌上。同桌的黑人女孩儿转过来给了她善解人意的一眼，继续埋头写字。

15分钟的测验完毕，老师开始讲解，孩子们发出各种惊讶、不解、懊悔的声音。Madame! Madame! 孩子们不停举手提问。一个特别显小的中国男孩儿，也举了几次手想提问，可惜他的声音太小，过了好一会儿老师才注意到他。

这个班里的很多方面，都让我想到自己的中学时代：总有那么几个淘气的男生，用剪刀剪女孩子头发的，上课开小差被老师纠正的，小大人式装成熟的⋯⋯

这堂课很快就过去了。“怎么样？”老师问我。“很有意思！”我说。孩子们虽然不太喜欢测验，但是整个课堂气氛很活泼。“这个班的学生算是比较好的。”对方提醒我。马上，我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接下来，我来到一个低年级（12-13岁）的班级，上英语课。这个班的学生多一点儿，有20来人。和刚才一样，也是非裔、阿拉伯裔、亚裔的孩子居多。或许因为种族不同，孩子们的个头也非常参差不齐。同样是12、13岁的年纪，有的看上去像10岁，有的看着有十五六岁。

上课时间已经过了好一会儿，学生们才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刚才跟我还非常和善地说着话的老师，进入课堂马上板起脸孔，示意大家安静。但没有用，45分钟的一堂课上，没有任何一秒钟教室里呈现出中国教室式的安静。孩子们似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话，可以向老师问话，也可以跟同学说话。教室里四面八方传来的嘈杂声中，老师让大家“翻到42页”，但整整5分钟过去，起码还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要么没有拿出书本，要么还没有翻到指定页数。

上课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听录音回答问题。录音内容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的对话，讲她放假到都柏林玩，还学跳踢踏舞，坐的是Ryanair的飞机（真是反映现实）。其中小男孩还会玩幽默，听小女孩说她参观都柏林了解历史时，他说：“哦？我不知道爱尔兰也有历史。”“Stop it！”女孩回他一句。

老师一提问，倒是有许多只手积极地举起来，没有被叫到的孩子还沮丧地嘟起嘴来。但几轮下来，可以看到，最积极的也就是少数几个女孩儿。在有一半学生在说话、做自己的事或者发呆的情况下，老师叫着叫着，也就开始在这几个孩子之间循环。

一个黑人男孩儿坐在最后一排，书包放在桌上，课本从来没有拿出来过。他喊了几次Madame，不知想跟老师说什么，但没有得到注意，后来就盯着窗外发起了呆。

一个像是阿拉伯裔的男孩儿，上课期间来回搬着椅子换了两次座位，从外围一排换到中间，又从中间换回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一个男孩儿，干脆把连帽衫的帽子套上头，趴着桌上打盹。

我注意到，即便在这样一个吵吵嚷嚷的班级，那两个亚裔男孩儿（一个中国人一个越南人）都很安静。安静的结果就是得不到老师的注意，没有机会发言。

我突然想，这个教室难道不是法国社会的缩影？虽然大家是在一个共同的班级里，但老师的“权威”有限，不能统一大家的行动——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大家保留各自的性格，谁也改变不了谁：安静的、吵闹的、积极参与的、三心两意的。各种人“共存”，但不见得有“融合”。

比起上堂课，这堂课显得长得多。终于下课了，一直紧缩眉头的老师也才显得轻松一点。

课后，四个女孩子留下来，想跟老师多学点英语。“她们都是自愿的，来问我，可不可以跟我多学一点，我说，为什么不呢？”老师说。不过今天，由于我在，孩子们好奇地问起我问题来。不过她们的英语还不够，只能在老师的帮助下问出简单的句子。我也问她们问题：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呢？

“我要做建筑师、艺术家和记者！”一个上课最积极回答问题的女孩儿说。她来自摩洛哥。

“我要做演员！”这是一个来自突尼斯的女孩儿。两人都有着一头卷曲浓密的长发，我在想，如果她们以后选择戴头巾，这么漂亮的头发多可惜。

“我要当导演！”一个看起来显得大一点的法国血统女孩儿说。

“我想当医生，是给baby看病的医生。”另一个白人女孩儿说。

问起父母在做什么，四个女孩子里有三个是有继父或继母，其中一位的父亲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