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登多普（Carlos Westendorp）的通讯录里至少有87个前国家元首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是“马德里俱乐部”（Club de Madrid）的秘书长。

虽有87名前国家元首作为会员，马德里俱乐部的知名度并不高——以至于我在马德里问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得到的第一反应是：你是说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潜意识里不由得在这个俱乐部前面加上“神秘”这个定语，甚至联想起传说中那些阴谋论色彩浓厚的共济会之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2012年4月底，太阳门广场旁边一条热闹的商业街Carrera de San Jerónimo的15号，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三楼，我推开了马德里俱乐部的大门。没有想象中繁杂的登记和等候，一个看起来只有20几岁、穿牛仔裤的年轻人热情地迎上来，他就是跟我邮件联系的外联助理。无需等待，他直接把我带到了维斯登多普的办公室——穿一件休闲绒布西装外套的他站起来跟我握手：“你好，我知道你要来。”今年已经75岁的维斯登多普自己也是一名资深外交官，曾任西班牙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西班牙欧洲事务国务秘书等职务。

环顾办公室，亦是出人意料的朴素。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一张会客桌，几把椅子，家具看起来都是“大路货”。神秘、叱咤风云，这些我原来想象中的形容词，看来完全不适用。

民主的错配

马德里俱乐部发端于2001年10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民主过渡与巩固大会”。为什么会有这次大会和这个组织？

“西方式的民主遇到了很多挑战，因为全球化、媒体的增加、新技术的出现等。”维斯登多普这样解释第一届大会召开的动机，“每年、或每四年之间的选举，与长期的计划之间缺乏协同效应，二者之间有一种错配。”

于是，在西班牙慈善家Diego Hidalgo的支持下，在马德里召开了这样一次大会，约有三四十名的前国家领导人参加。Hidalgo不仅创办了马德里俱乐部，也是外交与外部对话基金会（FRIDE）、托雷多国际和平中心（CITPax）等几家很有影响力的西班牙智库的创始人。

开始的几年内，马德里俱乐部主要活动是举办大型会议，比如2005年在马德里举行的反恐大会；2008年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共享社会”大会，主题是帮助不同的宗教、种族团体的融合；2011年在纽约举行了主题为“21世纪民主的新技术”的大会。今年12月将在克林顿基金会的协助下，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召开一个主题为“女性赋权”的大会。不用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是马德里俱乐部的会员。

俱乐部做什么？

“我们的目的既包括提高民主的质量，也包括提高民主的数量，也就是帮助一些转型国家成功过渡到民主。”维斯登多普说。

马德里俱乐部不是纸上谈兵。他们开展的行动分为两种， 一是“国家内项目”，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具体的国家需要帮助其建设民主制度。

首个这样的项目在东帝汶。2002年独立的东帝汶，在2006年经历了一次政治危机。马德里俱乐部在2006年10月到2007年3月间在东帝汶协助开展对话和和平调解，帮助当时的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José Manuel Ramos-Horta进行民主机制的建设。Ramos-Horta也在2007年5月当选东帝汶总统。

更近的例子包括海地。这个国家在2010年1月经历了7级地震，灾后重建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原先就很脆弱的国家更显艰难。作为国际援助方的欧盟找到了马德里俱乐部，出资请其为海地提供咨询建议。于是后者规划了一个一年半的项目，分为六次行动，每次都有三四名俱乐部成员——前国家领导人参加，包括法国前总理Lionel Jospin、智利前总统Ricardo Lagos、玻利维亚前总统Jorge Quiroga、哥斯达黎加前总统José Figueres、巴拿马前总统Martín Torrijos。

上两个例子是需要帮助的国家领导人或是第三方援助国找到马德里俱乐部，邀请其开展行动 。此外，马德里俱乐部也会主动上门要求提供建议。“比如，缅甸当前的民主转型让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打算问缅甸政府和昂山素季两方面，我们能不能帮忙？”维斯登多普说，5月中旬，该俱乐部将跟随挪威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前往缅甸，寻求机会。

这种“国家内行动”已经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塞尔维亚和黑山 、格鲁吉亚等开展过，目前还有吉尔吉斯斯坦、中东北非的多个国家的项目正在进行中。

“没有一个民主是完美的，所以没有一个民主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民主的全面巩固需要时间。然而，在转型阶段，巩固期尚短，民主可以演化得很快。机会显现，但转瞬即逝。正是在这些关键的时刻，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们需要外界的协助。”马德里俱乐部的网站上写道。

第二种则是以主题组织起来的行动。

马德里俱乐部一个旗舰项目就是已经开展了五年的““共享社会项目”。由于得到了美国慈善家Alan Slifka的资助，这个项目得以长期开展。“共享社会”为的是促进不同民族、信仰人群之间的融合。最近的一个行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帮助消除当地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冲突 。

另一个旗舰项目叫“女性、和平与安全”（WPS）。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强调女性参与和平进程的重要性。马德里俱乐部要做的就是传播这种女性参与和平进程重要性的理念。目前这个项目主要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展开。

“我们创造了一个40名女性组成的网络，称为G40。她们前往各个国家，有时在我们一两名会员的陪同下，去会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维斯登多普介绍，“这些是一些草根的女性活动家：家庭主妇、女企业家、非政府组织成员等。”这个项目至今已经有三年，由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政府联合出资。

眼下还在运行的另一个项目是“后危机时代的二十国集团（G20）”。这一项目始于2010年韩国担任G20主席国时，马德里俱乐部提出要为其参谋建议，受到了韩国政府的欢迎。此后两届主席国法国和墨西哥也都继续接受了马德里俱乐部的建议服务。他们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不同的场所和会议上宣传自己对G20的政策建议。

“志愿服务”

拥有87名来自世界各地、处理过各式各样国情、做过各种艰难决策的前国家元首，是马德里俱乐部难以匹敌的资产。

“马德里俱乐部采取的是一种‘同辈对同辈’（peer to peer）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的会员作为前国家元首，能够得到所在国现任政府领导人的会见。比起一般的组织，他们更可能接触到顶层。”维斯登多普说。比如在非洲开展的“妇女、和平与安全”项目，每次会有一两名会员陪同那些草根的女性活动家前往，就能直接与政府高层领导人对话。

“当有一个项目，我们会考虑，哪些会员在这个地区、这个问题上最有经验，最适合提供建议，然后就去征求会员的意见。”维斯登多普说，不过会员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参与，一切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会员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是无偿服务。”维斯登多普说，“他们做这些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的意义，他们想要帮忙，他们不收钱。”

这种“顶层对接”的工作方式，也意味着马德里俱乐部只有在得到当权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进入一国开展行动。

维斯登多普举例，他们曾经接到过马尔代夫一位被赶下台了的前总统的求助请求。“如果说一个新政府和旧政府之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从中调解，寻找妥协方案，我们需要双方的同意。”维斯登多普强调。

“我们和其他一些组织不一样，比如‘长者’（The Elders）。”这是英国大亨维珍集团主席Richard Branson在2007年出资创立的组织， 12名成员亦以政要为主，包括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他们的成员往往以个人的名义前往，即使当地国家的政府不欢迎他们。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自己是被认可的，只有在双方都同意我们去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去。”

正因为不愿与当政者起纠纷，马德里俱乐部还未开展过任何与中国有关的行动。“我们不愿到一个国家去，说：听着，我们的政府体系比你们好得多，所以你们得做这个。不，不。” 维斯登多普说，“如果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我们能帮到什么忙，有什么支持作用，比如社会包容性的问题、自由度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中国有一天肯定要去处理的，或者是已经在处理的，我们会很愿意提供我们的服务。”

钱与人

即便是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组织，也面临着预算的约束。维斯登多普说，除了“共享社会”项目得到了美国慈善家的长期资助故已经开展了五年，大部分项目资金都需要按项目申请，所以长度往往只有一年半。

“比如海地，我们做了很多，但如果时间能更长一些我们还能做更多。” 维斯登多普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基金会（endowment），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要在那儿多久，就有更大自主权去决定项目如何开展。”

项目资金来源既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私人企业。比如去年关于新技术的会议上就有微软、谷歌、西班牙电信企业Telefonica赞助。当然企业赞助是出于公关宣传的需要，有的企业也想借机与这些前国家元首建立联系，助其在该国开展业务。不过维斯登多普强调马德里俱乐部非营利组织的性质：“我们不是做商业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在巩固民主方面需要帮助的政府和领导人。”

马德里俱乐部还在招新。只要是经民主选举的国家领导人、愿意为马德里俱乐部从事的活动做贡献的，他们都欢迎。毛遂自荐、现会员推荐、秘书处发出邀请各种方式都可能。

“我们希望成员在性别上、地域上、意识形态上都比较平衡，中左和中右都要有。”维斯登多普说，这意味着他们倾向于多招女性（因为现在会员中男女比例非常不协调），也希望增加亚洲的会员人数（亚洲国家中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并不多）。

Carrera de San Jerónimo的15号

位于三楼的马德里俱乐部，并不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