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半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吗？以为这场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不，没有。即便不在电视屏幕上和报纸版面上，他们也在网络上、集会中，他们讨论活动策略，搜集言论信息。下一场全球性抗议活动就在2012年5月15日。

为什么是这天？因为这是西班牙马德里的“占领太阳门”运动一周年。固然是始于去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将这场运动的注意力级别上升到全球，但这种“人肉占领”的运动方式、水平式的直接民主，首先要追溯到西班牙的广场运动。他们当然也是受到了地中海对岸的埃及解放广场的启发。今年5月15日又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示威游行，动员工作持续进行。不信，只要搜索"Take the Square" (或西班牙语的"Toma la Plaza") "global revolution" ,#12M15M，出现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信息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4月底在马德里，我与两名运动参与者——Álvaro和Tom——相约在太阳门广场见面。Álvaro和Tom是谁？我不知道。两天前我在一个与“占领”运动有关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巴塞罗那的邮箱，请对方帮我联系马德里的人。很快，收到了典型的西班牙式热情的回信：“马德里那边有消息了！Álvaro和Tom很乐意见你！”

“你们是马德里这里的协调人？”见面后我问。“不不，”35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刚下班的 Álvaro笑着说，“我们只是收到了邮件，问谁可以来见一位中国记者。我很愿意来，就来了。我们没有‘负责人’这一说。”

我表示理解地一笑，这便是“占领”运动的组织形式：“成员”是所有人的头衔，没有谁比谁高一级，也没有人会“被代表”。没有总部，只有基层。邮件组和社交媒体是他们的架构，分布在各个城市的行动小组是他们的存在形态。

比如在马德里，就有24个组，从经济到社会到艺术；有的组还有分支，如经济组下设就业、公司、住房、经济政策、金融体系、全球经济关系六个分组。Álvaro和Tom就都是经济组的成员，Tom 还是环境组的。他们几乎每周都会参加一次本小组的集会。谁都可以根据兴趣在网上找到相关邮件组的入口，参与网上讨论或同城集会。谁都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想法、动议，大家讨论，附议，反驳，采纳，拒绝。

“你们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什么事都要协商到大家都同意为止，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太没效率而沮丧？”我问。“有时候会啊。我们也在学，学怎样忍住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怎样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用很多手势。”他做了几个给我看：双臂交叉放在头上就是对说话人表示异议，手臂像时钟指针一样转动就是说：你说得太久了，该停了。

听起来有点过家家？我心里也恐怕这不可能成为一个复杂社会的组织方式。但至少目前，它似乎还够用，而且这种新的“民主”形式继续激励着成员。

他们对传统的那种选举民主都失去了信心。去年11月的西班牙大选中，中左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府输掉选举，中右翼的人民党上台。“为什么会这样？在经济危机中，不应该是中左翼政党更受欢迎吗？”我问。“正是因为很多人对两边都没信心了，不去投票。”这次大选的投票率只有69%，比2008年上次大选少了5个百分点。人民党之比上次多得了40多万票，而社会主义工人党却丢掉了400多万票。

“很多人去投票站，故意把选票撕掉放入投票箱，就是为了抗议。” Álvaro说。数字印证了他的话，此次大选中有30多万张废票，比上次大选多了一倍。

“人们有一种很强的感觉：我们被背叛了。”Tom 说。他穿着一件草绿色、有些发旧的毛衣，胸前还戴着一个抗议马德里水务私有化的徽章。他来自东德，但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几十年，认为这里是他的家。除了参与5月15日运动的筹备，他还全职服务于一家环保组织。

因此“占领”运动也不想与任何一个政党扯上联系。政党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员基础，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曾想通过工会等组织与这些“占领者”联合，但他们不同意。“为什么呢，跟主流政党合作不会帮你们更快达到诉求吗？毕竟权力在他们手里。”我问。“但我们做这样的运动，正是因为不想再通过这些政党实现我们的目的。”

如何实现？这个问题要回答还太早。但“占领者”们在摸索。他们并不是在广场上抗抗议、狂狂欢就算了，他们不是虚无的嬉皮士。他们互相取经，设计行动。最近，西班牙的运动参与者们就从希腊和爱尔兰学到了“公民债务审计”：发动有专业知识的成员监督政府公共债务的积累。“我们不能总是在说反紧缩、反紧缩，我们需要一些更具体的依据。”Tom说，审计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更清楚地知道，到底他们在为哪些事情付出多大的代价。“比如每年政府要给银行支付多少利息，哪些债务原来是私人债务，但被公共化了。”

这项刚刚开始的活动已经有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机关公务员、学者等参加。不久，他们就会建立起专门的网站，既发布审计进展，也发起公众参与和讨论。

有意思的是，债务审计的主意是他们在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人士开会时学到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政府的不负责甚至腐败，积累大量外债，恶果却要全体公民承受。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人士因此有丰富的经验，对财政进行监督。如今，发达国家的民间社会要反过来向发展中国家取经。是讽刺？还是进步？

Tom说，他们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昭示：这些巨大的债务根本不可能付得起。据他的数字，政府现在每个月平均要支付30亿欧元的利息。西班牙政府立法优先偿还国债利息，甚至在欧盟25个国家订立“财政契约”之前。在他们看来，让全体公民节衣缩食来保证银行能从政府债券投资中获取暴利，这是彻头彻尾的不公正。

当然，说银行故意要揩政府和全体纳税人的油，这种说法未免偏颇。是因为政府财政健康度存在疑问，市场才要求更高的利率来弥补这种风险；政府只有向市场证明自己能恢复到健康的财政状态，才能说服市场愿意用更低的利息借钱给它。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在于此。

但我无意去反驳Tom和Álvaro。因为对他们来说，整个资本主义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不公正的，从这个根基上发展出来的任何推论也都没有公正可言。

大概很多人会说，他们的不满只是因为他们是全球化竞争的loser，他们自己不努力工作却要多消费，咎由自取。我不知道，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对于Álvaro和Tom这样的个体来说，他们也工作、生活，按照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社会文化所期望的那样，但忽然，政府宣布一连串的政策：降工资、降养老金、降教育和医疗补贴，加交通费、加税率。公司也开始裁员，很多人丢掉了工作，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要我付出这些代价，明明引发经济危机的不是我？换成是谁或许都会觉得有些不公平。

 Álvaro告诉我，西班牙现在有个名词叫“900欧元一族”，指的就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现在普遍只能找到这个工资水平的工作。两年前还是“千欧族”， 但这两年通缩，1000欧也只剩900欧了。

900欧是什么概念呢？西班牙的麦当劳套餐平均为6.5欧元，中国大概是18人民币。若按“麦当劳指数”粗略换算，900欧元大概只有2500元人民币。

但今天的西班牙，还有564万人找不到工作，连900欧元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