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家芬比：不相信中国例外主义，只相信中国复杂性

在离伦敦唐人街不远的办公室见到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时，他正坐在一排办公桌中的一台电脑前看资料，和他身后那两个比他小四十几岁的年轻同事没什么两样。他的办公环境没有特权。

芬比是研究咨询公司Trusted Sources中国研究团队的主管。年届七旬、一头银发的他几天前刚从中国出差回来。他说起自己造访四川一个专门产酒的县：“我们跟官员吃饭，他们很能喝酒，跟民营企业老板吃饭的时候，他们却不怎么喝。”

采访芬比之前，我花半天翻完了他的新书《虎头蛇尾：今日中国，它从何处来向何处去》（Tiger Head, Snake Tails: China Today, How It Got There and Where It Is Heading)。半天就能翻完这本400页的书，不是因为它“水”，而是因为书中说的都是中国人天天生活在其中的现实。这本来就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书，他也不指望这本书会出中文版（因此这篇文章不怕成为软文）。

但这也是一本让中国记者咋舌的书。常常，我们面对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提问，半天解释不清后只能说：唉，中国问题太复杂了，外国人不会懂的！但芬比这样一个不懂中文的英国人，依靠英语资源和同事的翻译，能够如此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国现实问题，读懂它们的含义，并且用一个连贯的逻辑把它们串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就。

“把那些点都连起来了，想出了事件之间的联系。”我问他写这本书是否帮他在某一方面更了解中国时，他说。六年来他天天阅读关于中国的信息，积累的报告、剪报堆起来已经比书桌还要高，“脑子里充满了关于中国的各种碎片信息，还有一些到中国旅行时的印象。”开始写书前，他花了三天三夜什么也不做，光想怎么把脑中这个庞杂千面的中国，变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这非一朝之功。芬比对中国的观察始于1995年，他到香港任《南华早报》主编。此前他已经当过英国《卫报》及其子报《观察家》、《独立报》、路透社、《经济学人》等多家媒体的编辑或记者。《南华早报》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英语中国新闻来源，在想要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中有很大的影响。“那时总有一些美国大企业到香港来，请我吃饭，以为我了解中国市场的秘密，哈！”他笑说。

芬比在书中就写道，199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盖茨在一个午餐会中特意安排他坐在旁边，为的是问他：微软要进入中国，是自己独力开拓市场好，还是跟政府合作，帮我们打击盗版好？芬比的回答是：跟政府合作，你们大概能得到多很多的订单，不过保护不了你们不被盗版。

今天如果有人问同样的问题，芬比的答案不会有什么改变。

虽然在2000年结束《南华早报》任期回到英国，芬比对中国的兴趣没有消减。至今他已经写了七本关于中国的书，除了这本《虎头蛇尾》，还有一本写回归第一年的香港、三本关于中国历史，涵盖封建王朝时期、近代和现代，一本写“中国的七十个奇迹”，以及一本蒋介石的传记。

“虎头蛇尾”这个标题到底什么含义？是要暗示中国开了好头，但结尾不好？“哦，不是不是。”芬比承认这个成语有点误用，“但对西方人来说，这个标题很好地表达了我的意思：要看中国不能只看那些宏大的叙述、标题数字，要沉下去看具体细节，看到中国有很多不同的侧面。”

“说一个国家独特总是有风险，但中国有非常好的理由说自己独特。”他在书中写道。第一章的标题是“前所未有”：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的内外角色差异等，都没有先例。

这是不是一种“中国例外主义”？我问。“哦，不，我可不相信例外主义。”他说。他不认可有些人说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中国不能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来理解。“但你看历史，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朝），不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吗？”

他也不认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功于儒家文化。“当然，如果你是政府，你也会喜欢孝道的概念，因为你希望人民都仰望你。但除了儒家外，法家也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大家却不太喜欢谈法家，因为法家没有儒家那么讨喜。”

如果中国不独特，那么中国和西方的共同之处何在？“个人主义。”他说。走出毛时代那种整齐划一，今天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喜欢有自己的品味和选择，追求个人自由。

“与其说中国统治世界，”他指的是前两年一本英文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还不如说中国加入了世界。”

芬比要反驳的，正是那种对中国非常极端的判断：不是认为中国统治世界，就是认为中国必然崩溃。“到中国去得越多，我就越发意识到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区域上的差异、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

极端观点不仅反映在畅销书的标题上，也反映在金融界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的解读上。一方面，有高盛的奥尼尔（Jim O’Neill)这样的唱多者，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极限”；另一方面，又有对冲基金Kynikos的查诺斯（James Chanos)这样的唱衰者，说中国房地产泡沫必然导致经济崩盘。

“问题在于很多数据你可以两面读。比如上个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48上升到49，有人会说数据有所改善，也有人会说还是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芬比说，“很多人都是有先入为主的判断，然后用数据来为观点服务。正如一位汉学家说过，写中国历史，你可以一天早上提出一个观点，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它，然后下午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也能找到足够的论据。”

他自己就经历过，同一天内对两个不同的客户做了同样的分析，前一个说：“我知道了，你对中国悲观。”后一个说：“你是我很长时间来听到对中国最乐观的。”

芬比自己的判断是：如果还是当前的模式，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必须改革：土地财政、户口对劳动力的限制、建立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法治、能源和水管理、扶持民营企业、控制政府权力⋯⋯”

这不就是世界银行不久前公布的《中国2030》报告里的建议吗？不过芬比并非引述，他还没来得及读这份报告，“这些话我都说了四五年了！”

芬比此行也到了重庆。我问他重庆政坛变幻是否会让那些被薄说服来渝投资的外商们改变主意？“他们会需要一些定心丸。”他说，“外商在重庆得到了很多低价土地，他们会等着看重庆市委市政府接下来政策怎样。”

他也说：“到过很多地方，也看过浦东那样的发展，但重庆的规模、速度都是令人惊叹的。”他认为重庆作为中西部增长中心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写进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要把人的因素分出去。重庆模式还是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