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诺兰（Peter Nolan)左手攥着红色的手帕，右手攥着表，不时瞄一眼谨防超过自己限定的15分钟时间。与对时间的尊重形成对比的，是他一身休闲的着装。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一场吸引了20多个国家研究中国的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上，他是惟一一位未着正装的。

“大学要支持‘怪人’。”他说起对高等教育的意见，这句话或许能解释他不循规蹈矩的着装。他指责自己工作的地方——有800年历史的剑桥大学，这些年被“主流经济学”一点点吞噬，葬送了原有的许多跨学科研究。以至于今天“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无可言”。

“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了解中国企业及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包括中国人在内”，英国《金融时报》在2000年对彼特•诺兰的这句评价或许有些专断。但他至少是最早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在中国的经济成就受到大部分人瞩目之前。1983年，他就以广东的经济增长和分配效应为题发表论文，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也佐证了他对中国的熟悉。

如今，他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任该校发展研究会主席，每年组织着几十名中国最大企业的高管到剑桥大学及哥本哈根商学院学习，以求“影响中国顶级高管在战略和全球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知识”。

“中国三十年来犹豫地、小心地、高度智慧地打交道的这个世界，一去不返了。”彼特•诺兰宣称。“这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时刻。”

“‘狂野资本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彼特•诺兰的声调中甚至透着兴奋。他援引汇丰董事长葛霖（Stephen Green）新书中关于金融部门的语句——“失控(out of control)”“猛兽(monster)”。在他看来，连象征了资本主义核心的银行业都开始用这样的语句来形容金融市场，足以说明这个市场并非如主流经济学家坚信的“理性”“有效”。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家完全搞错了。”彼特•诺兰说，“过去三十年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有效市场、自由市场理性的信心简直难以置信。”

在他看来，中国能够挡住西方主流观点的压力，没有一下放开市场，是中国之幸。

“他们（西方）只是说，赶紧自由化你的金融体系，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我们有数学，我们懂得（管理）风险。赶快打破市场壁垒，一切都会好的。”彼特•诺兰语带讽刺。这场金融危机恰恰说明西方的金融家们，不见得懂这么多。

“很值得回顾谁是对的，以及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一些事情是那样的。”

他还认为，中国的经验或许能够为全球市场的监管提供借鉴，如何超越“资本至上”，如何在危机之后应对“真正的达尔文主义的威胁”。

他提醒人们回忆，2002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改革之初，花旗集团曾经在中国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国有银行“没有希望”在国际上竞争，该观点一度在中国银行业和学界中广为传播。但时至今日，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五家银行中有三家在中国。“虽然他们的竞争力有多大还可以争论。”

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一个技术飞速进步、工业高度集中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世界1400家最大公司每年在研发方面花费6000亿美元，这是世界技术进步的核心。其中最大的100家公司占了五分之三。

他认为，当中国开始支持中国企业跻身国际大公司，将形成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挑战。

而且，他认为这不可避免。就像两个主妇相遇，一个主妇会想，“她有的我也要有。”同理，西方有的，中国也有理由想要得到。

“未来这段时间，直到世界人口开始稳定而后下降之前，对世界、对中国都至关重要。”彼特•诺兰说，世界将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特别是经济组织形式，将对“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发展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他借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9世纪写下的这句话表达看法。

“中国能对这个时代做出什么贡献？”彼特•诺兰用问句作结，把问题留给在场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