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跋涉

从柬埔寨首都金边到东北部省份Ratanakiri，十个小时的颠簸，路经两条国道，没有见到一辆中国的国道上常见的那种长途载货卡车。唯一可见的货运工具是两轮摩托车的后座，有时是堆成一座小山似的塑料盆子，有时是横躺在司机背后的竹编圆篓，里面蜷着几只母鸡或几头小猪。

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止步于首都金边。公路——如果还只是填平了红土未及铺上水泥的路也算是公路的话——两旁典型的景色是：稻田、木薯田、芭蕉树、瘦骨嶙峋的黄牛，和简陋的吊脚楼。

行车一日，终于在傍晚到达R省省会邦隆（Banlung）。说是省会，实际并不及中国一个小乡镇，闹市区步行半个小时基本可以走完。邦隆的经济看来主要围绕旅游业：惟一的几条公路两旁，主要就是餐厅、旅馆、自行车出租，以及几家卖宝石纪念品的商店。Ratanakiri，柬语意为“宝石山”，因此地盛产紫色和黑色的宝石。但不知是因为工艺不佳，还是石头本身的品相就不太好，并没有见到特别精细的工艺品，宝石店的生意也都门可罗雀——不像在缅甸或是新疆和田可以看到的那种景象，翡翠和玉石招来成群的商人和顾客。

入住的旅馆叫“友谊客栈”——不是翻译告诉我的，招牌上就写着。老板不是华裔，也不会说中文，但高棉语、英语和中文三语的招牌，在柬埔寨可以说是惯例，即便在8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的这样一个边境省份也是如此。旅馆就在主干道旁边，但一入夜，四下漆黑宁静，举目，满眼繁星。A型血的我，立即招来了无数热情的蚊子，自不在话下。

此行是受Ratanakiri省一家名叫3SPN的NGO邀请到当地参观。R省地处柬埔寨版图东北角，东接越南，北连老挝。3SPN名字的意思是3S River Protection Network，3S River指的是湄公河的三条支流：Srepok, Sesan, Sekong。该NGO为柬埔寨当地人所创，旨在扎根社区，串联三河流域村落，保护流域环境和民生。同被邀请的还有另外五名记者，分别来自香港、越南和韩国媒体。原因：三条河流上已有或将有中、越、韩三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水电站，3SPN想让这几个国家的记者来看看当地居民生活受到的影响。

交代完此行背景，估计有人会读不下去了：知道你们大概要去干嘛了，不就是听当地人诉苦吗？又是那些反对水坝的NGO鼓捣的？发展就要有代价，你们光听西方那些人喊人权，经济不发展，哪来的人权？搞水电又怎么可能不影响一点自然环境？你们这些记者啊，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谢谢提醒。其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可以在中国如此深入人心，让三十年前同样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突飞猛进，但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却往往讲不通？

（二）“泥腿子”进村

3SPN为我们安排了两个参观的村庄，一个靠近老挝，一个靠近越南。虽然离邦隆直线距离都不远，大概也就100公里左右，但两个村庄的行程一日装不下，必须分两日前往。

第一日我们前往的是Lumphat区的Thmey村。这是一个老族的村庄，在Srepok河流域。经过一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小木桥，我们的小面包车停在了一个小村里。“车只能到这儿了。”3SPN的工作人员请大家下车，原来，我们要去的村子在Srepok河对岸。他手一指，果然，两艘独木舟（确确实实是只有一人宽）正在河边等着我们。

坐船？挺好玩儿的，我还挺高兴。但马上我就吃了个“下马威”。渡口的河岸是一段天然状态的泥土坡。柬埔寨的红土，松软湿润，于是，也就很滑。我这个在城市里长起来的小孩，面对这段土坡还真有点犯怵。刚做好准备迈出了第一步，“咻”的一下就滑倒在地上，原来是踩到了掉在地上的果子。糗……在同行记者的帮助下，终于小心翼翼一步一个脚印下到岸边，上船也是需要相当好的平衡能力，必须踩在中轴线上否则很容易就翻了……

村民用柴油机引擎开船，沿河走了约有20分钟，才到了我们要去的村子的渡口。上岸又是一次考验，这里比刚才下岸的地方还要滑。干脆，我们都脱了鞋，光脚踩在泥土上这样更牢靠些。我们就这样“泥腿子”进村。

请大家笑话我吧。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去的这个村子，是一个与邦隆这样的主要城镇隔着一条河、河上惟一可见的交通工具就是这种村民用来打渔的独木舟的地方。可想而知，村民们除了偶尔把吃不完的鱼送出去卖、买回一点日用品或打渔的工具，不会有太多机会到市镇上，村里的孩子要到镇上上学也不是容易事。

是的，村里不通电，不通自来水，更不用说什么互联网。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村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178户899口人，有着四台电视机和不少收音机——村里一些较富裕家庭有小型发电机供电。这些电视机和收音机也就是村民接收外部资讯的惟一手段了。

与村民的会见在村里的庙堂，来的人真不少，应该有四五十个人，可见村民们对此事的关切。据我两次到访柬埔寨所见，这里的乡村普遍遵循一种朴素的民主议事方式：村里要开会，村长或联络人就挨家挨户通知一声，有时间、有兴趣的人，不管长幼、男女，都可以来参加。到庙堂里（外面看来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吊脚楼），大家席地而坐（东南亚本来就习惯坐在地上），男人一边，女人一边，但此外坐的位置没有什么限制。发言亦是人人平等，想说便说。

通过翻译，村长Sela Ratha告诉我们，这个村主要的生计有两种：种水稻和打渔。雨季就种稻米，旱季再种点玉米、大豆、木薯等，种田所得基本上够村民们自己吃的。荤食主要就依靠从Srepok河里捕来的鱼。如果打的鱼够多，还可以卖点钱，用来购置新的捕鱼工具或生活用品。

作为一个下游国家，柬埔寨常常受到上游国家水坝建设的影响。而就算上游国家在本国国内进行了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常常也忽略水坝工程的跨境影响，更不用说对下游国家居民的补偿。对Thmey村的村民们来说，自从几年前越南在Srepok河上游建起了水坝，自己重要的生计来源——捕鱼——已经明显变困难了。

村民们说，一是因为上游调峰引起水平面变化不定，村民们撒下的渔网往往位置不对。头天撒下网，有时候第二天发现渔网在水平面以上，有时候渔网整个就淹到水下，甚至被冲走。为此，村民曾通过乡政府向越南方面反映，开闸闭闸前应该先通知下游居民，但往往是，通知电话来的时候洪水已经来过了。

二是因为上游水坝拦截了迁徙的鱼群，以前，每100米的渔网每个晚上能捕20公斤鱼，现在只有两三公斤。并且，由于修建水坝淹没了两岸的一些树木植被，植物在水中腐烂后影响了水质，现在Srepok河水也变差。加上上游蓄洪后下游水流减小，泥沙淤积，Srepok现在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河”。

（三）新水坝 中国建

越南在上游建的水坝可能已经无力回天，但现在更让村民们揪心的是，水坝就要建到他们的家门口了。去年年底，村里突然来了一个中国施工队30几名工人，就在河边的稻田里打坑，测量。这些工人虽然对村民挺客气，不过工程队的大卡车开进村来，也没有事先和村民打招呼，碾坏了一些村民的田。

通过随队的一个华人翻译，村民们才勉强了解到，他们是在做地质勘探，研究水坝的建造方案。村民们很诧异，为什么要在这里建水坝，从来没有人通知过他们？更不用说跟他们商量？不要说村民们不知情，就是乡一级的政府也不知情。

当地NGO帮助村民找到了这样的消息：2008年，柬埔寨中央政府和中国的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600236)签署了备忘录，将由后者在Srepok河上建造3级和4级两个水电站，装机容量分别初定为30万千瓦和10万千瓦。

这些中国工人在村里呆了大概一个月，就回国过春节了。他们把设备存放在当地一户村民家里，每个月付给200美元的租金。后来，村民带我们去看了这些设备。我看到一顶施工帽上写着“南方电网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7月底，村民接到公司的人电话，说他们下个月又要回来了。

（四）“不要电，不要水坝，不要赔偿”

“不要水坝。”村民们对我们说，这是他们对水坝的态度。2011年1月11日，他们写信给乡政府和区政府，反映这个诉求。但至今没有回音。

完全不要？即使我知道村民对水坝意见很大，但我原以为他们会要求合理赔偿、要求尽量减小对环境和社区的冲击、要求协商听证，没想到他们的态度如此绝对。为什么？

村民们给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不要电，也不要水电站。在这个还从事着最原始的农耕捕鱼的村庄，电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而且，就算他们想要电，政府和企业也没有打算把电留给他们，因为根本就没有配套的输电网建设。建好电站可能会输往工厂集中的金边，也可能出口越南。当地居民付出家园的代价，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政府给你们足够多的钱作为补偿呢？（这个问题不仅我问，香港和韩国的记者也有同问。我们的思维方式啊……）

村民们答：他们可以给我们补偿一次，但我们的后代怎么办？水坝建起来，两岸农田淹没，打鱼亦难上加难。生计断了，拿到这些钱又有什么用？他们也知道，政府和中国企业肯定不会慷慨——签署备忘录和开展可行性研究都没有知会村民，就可见政府和中国企业并不认为他们有必要为村民着想。

如果不是给钱，帮你们建学校、医院，修路修桥，怎么样？我再问。这个问题，不知道是翻译的转述不清楚，还是村民没理解，他们的回答是，现在只有一些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有一些小孩在外面上学。现在这个村里只有一个小学校，教一年级和二年级，有10个孩子在镇上上五年级和六年级。村里最高“学历”的是一个现在正在上12年级的孩子。

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个问题问清楚，村民就说起了另一件事。就在今年，政府把附近的一块地使用权出租给了一家柬埔寨公司作为橡胶种植园，就把他们村的一块稻田也给算进去了，对村民没有任何赔偿。他们害怕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出现，因为这正是目前在这个国家不断发生的事。

如果说最后真的政府征地把农田出租给公司当种植园，你们愿意去给公司干活吗？这也是一份生计啊？我转而问。

村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似乎特别激烈。“不愿意！”翻译最后总结他们的结论。“我们宁愿自己给自己干活。”

今天再说什么“圈地运动”，说什么资本需要土地和除了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别无他法的工人，或许有些老套。但难道这不是即将要发生在这些村民身上的事情吗？

我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他们说不通了——因为，说到底，对他们来说，发展是别人的，他们什么也没有。

（五）我们是“文明人”，他们是“野蛮人”？

第二天我们去的另一个靠近柬越边境的村庄Padal Thom——一个只有103户家庭、552人的嘉莱族（Jarai）族村庄。这个村庄更加贫穷：没有电视，只有两台收音机，村里只有两口井。人说“家徒四壁”，而在这个村庄的许多屋子只有屋顶和地板，连“四壁”都没有！这个村也更加依赖捕鱼。原来村子依水（Sesan河）而居，现在因为上游越南建了5座水坝，他们打不到足够的鱼，实在不够吃了只能骑上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到越南边境上去买鱼。2009年凯萨娜台风，Sesan河也发了罕见的大洪水，卷走了村里所有的禽畜。他们觉得，发这么大的水跟上游的水坝不会没有关系。

这个村子的人的态度一样坚决：不要水坝，给赔偿也不行！

和我们会谈的村民中，有两个年轻人——31岁的Sen Mao和Sey Deun（但看起来他们只有25岁左右）——引起了我的注意。和他们的长辈衣衫褴褛不一样，两人都穿着整洁的衬衫、牛仔裤。我请翻译帮我问：你们是不是到外面打过工？你们还愿意延续祖辈的生活方式，代代以打渔为生吗？

“是的。”两个年轻人听了我的问题，笑了。“虽然我们穿了不一样的衣服，但是我们还是想继续我们祖辈的生活。”

他们俩都只上到了小学二年级。

这些人们生活在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他们习惯于传统的耕作、简单的生活，即便清贫也满足。他们觉得自己、自己的儿子、孙子，也都可以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没什么不好。他们没有接受过现代的教育，也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那些灯红酒绿甚至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梦境。没有什么会让他们憧憬所谓的“现代”生活。不要说纽约、伦敦，就算是金边，也离他们的生活太远太远。

在这个信奉万灵论的嘉莱族村庄，人们不愿意迁移的原因还多加上了一条：他们祖祖辈辈祭祀神灵和先人的地方在此，他们需要这些的庇佑。

“愚昧”“落后”，或许有人会说。但是，难道就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必然认为其他生活方式必然不如自己的，必然要“帮助”把“更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给他们？想必，19世纪欧洲人到非洲、亚洲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六）由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

我尝试让自己站在政府和投资方的立场想：不发展工业，柬埔寨就永远只能陷在全球化价值链的最末端；而在柬埔寨这个能源禀赋并不理想的国家，水电是目前惟一的出路。“舍小家为大家”，也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为大家的收益是不是真的超过了舍小家的成本——包括没有被计算进去的生态成本和未来的风险——我不清楚，但“牺牲”对于这些村民或许不仅仅是从四川搬到广东，也不仅仅是埋葬了一个白帝城，一两种河豚。

对于这些只懂得农耕和捕鱼的村民，迁移或许意味着断粮、饥饿、疾病。那个得到了利益的“大家”，可曾想过如何反哺这个“小家”？那些认为自己和柬埔寨中央政府谈妥了条件就万事大吉的中国公司，是否听得到他们身后的哭泣？

Thmey村的村民说，如果中国工人再来勘探，他们会去说不，会去抗议。他们甚至说会聚集周围村庄的人一起，会有5000人一起来抗议。一个我认真地记下这段话，另一个我却在心中默默地摇头。抗议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就算起了冲突，流了血，停得下“发展”的滚滚车轮吗？

我突然生出一种愧疚感。这些本地NGO把我们这些记者请到这里，就是希望我们能回国把村民们面临的困难写出来，引起本国投资方的重视。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找中国大使馆或中国投资方反映情况，难于上青天。但他们也许不知道，即便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一样不会受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待见。我发给桂冠电力询问该项目的信，还没有回音……

更令我愧疚的是，就算我把我了解到的东西写出来，就算撞了大运，这些意见被中水电、大唐集团（桂冠电力即为大唐控股）、南方电网这些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投资了大量水电项目的领导们看见，他们会对自己秉持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产生哪怕丝毫的怀疑吗？似乎连我都不能说服自己，难道，水电就真的一无是处？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水电水利，为什么这些“经验”不能推广到柬埔寨？

（七）好水电，坏水电？

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不要一棒子打死，而是要求政府和建设方尽量减小环境和社会影响吗？后来，我也问一位在某国际研究机构工作的柬埔寨人Sam这个问题。他刚从泰国曼谷的办公室来到R省，给当地环保部官员和社区组织做完培训。

他微微一笑，说，是的，水坝也有“好水坝”。“世界水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有一套详细的指导原则，如果能严格遵照，是有可能最大程度收获利益减少负面影响的。但不幸的是，这套指导原则并没有强制性，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在自己的项目中遵守。即使是注意遵守了的欧美发达国家，事后也往往出现一些新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水坝建设至今充满了争议。

那么，村民们的立场——坚决不要水坝——是不是太极端？ 说实话，如果我是柬埔寨政府或中国投资方，看到这么极端的态度，我更会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这是因为村民们没有得到很好的信息。”Sam很坦诚，“一些环境活动家只对村民说，水坝有这个坏处那个坏处，但他们没有告诉村民，水电站的建设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并且坏处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他顿了一下说，“需要一些严肃的研究人员在环境活动家和政府之间斡旋。我们不会跟政府说：不要建水坝！相反，我们会告诉他们，要建水坝就要做到一二三。”

我表示赞赏，同时心想，这次邀请我们前来的3SPN，是不是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就完全支持村民“坚决不要水坝”的要求，并没有打算通过更好的教育和信息传播来让村民看到如何从水电中争取利益。

Sam似乎马上猜到了我的想法：“但我们需要这些极端的环境活动家。因为在柬埔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如果我们只是温文尔雅，提一些中性的要求，政府不会理我们。只有通过一些活动家在那个极端给政府‘惹麻烦’，我们这些中间派提出的政策建议才可能被采纳。这是分工合作。”他笑说。

哦……我恍然大悟。很高兴，如果不是因为这句话，我会很没有自信写出这篇帮“不要水坝”的村民说话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