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兰北部的圣安德鲁斯（St.Andrews)采访G20财长会，风景如画啊风景如画。

英国首相布朗和财长达林真会选地方，苏格兰东海岸这个古镇，有英国最古老的大学、长满青苔的石头城墙，浅蓝无波的海湾，以及一望无际的绿草地——圣安德鲁斯是英国著名的高尔夫胜地。当然还有穿格子裙的男人。他俩都是苏格兰人，难怪。

话说来到这样风景如画的地方，最沮丧的是谁？记者。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开完会可以去看风景，东道主把他们请到圣安德鲁斯少不了要打几场高尔夫；记者们只能呆在离会场几百米开外的草地上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美其名曰“媒体中心”）里，眼里看着窗外风景无比美好，脑子里想着稿子写什么好。

话说比记者更沮丧的是谁？中国记者——我是说那些国际大型通讯社、被指派专门来“追访”中国代表团活动的记者。通讯社B、通讯社R和通讯社D，三大机构都派了中国籍或会说中文的记者，从北京或从伦敦，长途跋涉来到圣安德鲁斯。对于他们来说，财长会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英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美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说了什么，统统不要紧，他们要管的，就是找中国代表团，让他们好歹说点什么。

让中国记者抓狂的是，中国代表团没有像其他国家代表团那样的吹风会，连前两次G20财长会前的“金砖四国”财长会竟然也没有，于是官方渠道接触中方代表团的机会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们通常会打听代表们住的地方，然后到门口“蹲点”(英文行话叫doorstepping，我这次才从几位通讯社记者那学到)。

问题是，这次中方代表团官员都住在会场所在的酒店里，而媒体中心又实实在在地与会场隔离开来，记者不允许擅自前往，所以doorstepping也希望渺茫。

怎么办呢，三大通讯社记者凑到一块儿，人多力量大，拉上其他所有中国媒体，给中方代表团提要求：开个吹风会。大会组织方负责联络中方代表团的人员倒是很热心，一直帮中国记者联系着，不过那边回话过来是，还定不了，再说。

眼看着圣安德鲁斯此行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三大通讯社记者互相安慰，好吧，如果我们三家都拿不到消息，那谁也没有失职。三位记者就只能在媒体中心晃来晃去，看着自己其他同事与本国代表做采访参加吹风会忙得不亦乐乎，心里不知道啥滋味。

但当我再次遇到通讯社R的记者的时候，她显得有些紧张。问之，答曰：“现在我的情况有些被动。”原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通讯社B的记者出媒体中心接另一名同事，谁料在大门口的安检处碰到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车正在进门。她于是冒着雨上前敲车窗，问了周行长两个问题：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大不大？担不担心资产泡沫？周行长摇下车窗简单回答了她的问题，于是她马上赶回来发了标题新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不太大；资产泡沫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严重。

通讯社R的记者说，她的“老板”立即就给她打电话了：你看人家通讯社B都发新闻了，你是不是该加把劲？

她告诉我，通讯社就是这样；只要竞争对手出了东西，不管是什么方式得到的，你就不能两手空空，否则就是你漏了新闻，没法交代。

一会儿，我见到通讯社D的记者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一样。着急。

天已经黑了，不少记者已经返回住处了，“漏了新闻”的通讯社R和D的两位记者，还在想办法。还是到酒店门口等等吧，他们决定。

乘会议方提供的摆渡车（也是唯一允许的来往于会场和媒体中心的方式），我跟他们一起来到酒店门口。有一小块地方，用栅栏圈起来，是提供给记者的“合法区域”。也有其他国家记者在那儿守候，主要是电视记者要拍摄代表们到达酒店的，也有少数通讯社记者。11月的苏格兰，又下过雨，刮着风，记者们都哈着气，来回踱着步子取暖。

每次有车到达，记者们就安静下来，看车里出来的是什么人，是不是自己国家的代表。大部分都不是记者们要等的人，不过幸运的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还是等到了自己的副财长。日本记者问一声好，副财长就很配合地走过来，摄像机打开，副财长接受提问，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都彬彬有礼，两三个问题后结束，双方都很满意。于是，日本记者也可以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家了。

一打听，知道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和央行行长周小川都已经在我们到达前就进了酒店，今天基本没有可能在酒店门口遇到他们了，两个通讯社的中国记者也只好收工。

第二天，他们决定还是集体行动。早晨，通讯社R和D的记者一起又来到酒店门口。就在一大群代表乘车到达要过安检进入酒店时，通讯社D记者突然发现，人群中有央行副行长易纲。真是眼尖啊，易行长一身休闲羽绒服，一点不是平时看到的会议上西装革履的打扮，他也能一眼认出来，我只能说佩服佩服。

二话不说，两位通讯社记者都拿着录音笔冲了过去。易行长原先是要排队安检进酒店的，两位记者一追，他就只好往外走了。记者穷追不舍，今天会谈些什么议题啊，人民币汇率问题会不会谈啊，但易纲都表示，无法回答。“这么好的环境，你们怎么不享受一下呢？”他还是很礼貌、很善意地给记者“建议”，想让记者放弃提问。结果就是，两位记者追着易纲绕着草坪走了一圈，一句可以引用的回答也没得到。

但中国记者不怕打击。通讯社B的记者也过来了。没过多久，发现周小川和其他两名代表团成员从酒店内往外走。三位记者又是举着录音笔冲过去了。“周行长，您能说一下XXXXX吗？”但三位记者没有昨天通讯社B记者那样的“好运气”了，周小川只是笑着向他们摆摆手，“我们开完会再说。”

Doorstepping彻底无功而返。

回到媒体中心，中国记者们打算再做最后的尝试。他们再次要求组织方联系中国代表团。善良的组织方媒体联络人员再次帮我们打电话。但说实话，没人抱多大希望。

不久，媒体处忽然广播喊话：“请中国记者到信息台来！”大伙屁颠屁颠地跑过去，联络员小姐激动地对我们说：“中国代表团有回音了！”他们说，手里有每家媒体记者的手机，如果要安排一对一采访，会跟每个记者联系。 

啊……大家心知肚明了。这真是一个高明的拒绝。让主办方的联络员觉得自己帮到了忙，又让记者们没有理由再去要求吹风会。大家还是很感激媒体联络员小姐，纷纷致谢。

不过，相信那天所有中国记者都跟我一样，总是惦记着自己手机有没有漏接电话。

会议结束。跟从北京特地过来的通讯社D和R的记者们道别时，他们已经投入了别的工作——通讯社R的记者在写退特，通讯社D的记者在写别国的新闻。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低落了。

已经好几次在这样的国际大会会场，遇到类似“遭遇”的中国记者。遂很庆幸我不是做通讯社的，没有这种压力。

做记者，跑新闻、挖新闻当然是天职，但是也希望这个职业能多有些尊严。中国代表团即使只开一个15分钟的简单的吹风会，即使只给一个Q&A的机会，也至少让记者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向公众传递那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信息。G20这样的会议，并不是什么涉及谈判机密、国家安全的会议，通过媒体报道宣传本国的主张，看不出对中国利益有什么不利。我们又不是狗仔队，不是想探测官员的私生活。

当然，本文表达观点与写到的几位官员无关。记者们从来不会责怪官员，因为知道这事不是他们说的算的。

嗯，为了准确性，还是补充一下，不能说中国代表团一点不对媒体透露信息。会议结束后，新华社终于收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新闻通稿。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新华网上看到，谢旭人部长发表了什么观点，周小川行长发表了什么观点。三大通讯社记者也可以引用新华了。还好，他们的老板不会认为新华报了他们没报的东西，是“漏新闻”。

绿草 古堡

潮湿的历史

G20会场Fairmont酒店 与媒体中心遥遥相对

无边的草地后是恬静的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