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到27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到访美国的六天内，从华府到纽约、再到费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虽然天主教徒只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但这位人称“人民的教宗”刮起的旋风，是当周美国毫无疑问的主流。

教宗方济各今日在美国受到的尊崇是现象级的。除了冷战时期曾经和里根总统并肩抗击共产主义的约翰·保罗二世，历史上没有一位罗马天主教宗在美国受到过如此巨大欢迎。此次方济各在国会向参众两院致辞，也是史上首次。事实上，五十年前才有第一位教宗访问美国。直到1984年，美国才正式向天主教圣座（Holy See）派出大使，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教宗方济各在国会向参众两院致辞

宗教与美国政治的对接点是道德。1984年美国向圣座正式派出大使后，天主教会在美国的“官方“机构——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曾发表郑重的声明：美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将宗教与道德价值与公共生活相分离”。主教们认为，“不将宗教和道德内涵排除在本国和外交政策的讨论之外，”这正是美国政治的独特传统。

教宗方济各公开发表的对诸多公共政策的看法，都体现出他所理解的天主教教义和“道德”，超越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党派分界。虽然天主教会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原本在美国政治中更多与共和党相关联，但他的发言屡次让共和党人忿忿。比如他毫不讳言地表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因反核立场支持伊朗谈判协议，以及帮助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复交。另一方面，教宗在讲话中重申生命权，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堕胎这个美国政治中最富争议的话题，却又做出了令自由派民主党尴尬的举动——会见正在跟奥巴马政府打官司的主教慈善团体“穷人小姐妹”（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该团体反对奥巴马医保法案中涉及避孕措施的内容。

此番教宗方济各之所以受到美国上下如此欢迎，或许也因为太久以来 ，美国政治被极化和争吵所充斥，“道德”显得越来越稀薄。在方济各身上，几百年宗教仪式传承塑造的肃穆感与他本人的亲和力完美结合，道德权威感爆棚。难怪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博纳（John Boehner）在陪伴教宗会众时，当着全美电视观众的面情不自禁，涕泪横流。不过，因见教宗哭鼻子成为Google搜索热词的博纳，因无法处理众议院共和党内部因预算案争论产生的巨大分歧，于次日辞职。不得不说，美国政治今日的裂痕，恐怕并非仅靠教宗的道德感化就能弥合。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博纳（右一）

教宗在美国受到历史性欢迎更反映了罗马天主教在美国社会地位的由衰转盛。以梵蒂冈为中心、等级森严的罗马天主教会系统，此前被视为与美国崇尚自由平等的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暴政”。1960年肯尼迪参选总统时，他的天主教身份曾是巨大障碍。美国社会占主流的新教徒对此大做文章，称他若当总统将屈从于梵蒂冈的指令。多亏肯尼迪竭力解释，称将严格区分宗教信仰与政策主张，最终才赢得大部分选民的首肯。罗马天主教会是在经历了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II）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拉近主教与教众的关系、鼓励神职人员参与现世问题的讨论等），过去那种中世纪式的陈腐形象才有所改观。此后，天主教介入了各种全球性议题，如反核、反贫困，甚至气候变化。

这与美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也有关。美国建国之初，新教为社会主流，天主教是十九到二十世纪随爱尔兰、意大利、波兰等几波移民大潮，才在美国社会中有了显著的存在。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早期移民经济地位多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天主教一直是一种边缘的亚文化。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天主教徒致力于对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的培养，逐渐从早期的贫困边缘逐步向上迈入中产、精英阶级。

如今，天主教徒在美国政坛早已不乏身居高位者：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众议院刚辞职的议长博纳(John Boehner)和民主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算起来，参众两院中的天主教徒比例达到30%，高于天主教徒占全美成年人口总数22%的比例。此外，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也有六位是天主教徒。

201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中天主教徒的数量更是创下新高：共和党就有布什(Jeb Bush)、卢比奥(Marco Rubio)、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金达尔(Bob Jindal)、帕塔基(George Pataki)六人；以及民主党参选人中的奥马利(Martin O’Malley)。他们再也不必费力说服民众，自己不会听命于梵蒂冈、不会混淆宗教信仰与政策主张了。

今日的美国天主教徒在各类政治议题上已经越来越自由化。比如堕胎权问题——这个美国政治中最显眼的、与天主教教义冲突的话题。据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2014年的调查，有51%的天主教徒认为堕胎应该合法化，只比美国公众中持此观点的比例少2个百分点。在同性婚姻的问题上，天主教徒中则有60%的人表示允许，比美国社会的整体支持率还要略高。在这些社会议题上，最保守的早已不是天主教。

或许因为这些趋势，天主教未来在美国政治中会有所淡化对堕胎权问题的争议，转向其他的社会议题，如移民。如今，美国天主教徒中成长最快的构成人群就是来自拉美的移民，拉美裔人口已占到美国天主教人口的三分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比例还仅仅是十分之一。

身为阿根廷人的教宗方济各注意到了拉美裔移民的关切。在费城的演讲中，他盛赞历史上的移民为美国做出的贡献，鼓励新一代移民以自己为美国社会带来的多元性为豪。

只不过，教宗感召力固然强大，也难以迅速扭转美国社会中部分人群对移民的焦虑和敌视；堕胎、气候变化等问题的争吵，将继续是美国两党政治中的家常便饭。教宗旋风过后，美国政治恐将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