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并购，屡登新闻头条。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是否中国在下的一盘棋？心存戒备者似有此问。不过，从近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看，欧洲学者们对中国当前的实力有客观的认识——中国用资本征服世界？仍然是一个假想。

中国对外投资数额从2002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50亿美元以上，数十倍的增长固然瞩目，但智库欧洲国际经济政策中心（ECIPE）的高级研究员德仲齐耶（Guy de Jonquières）指出，大部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规模不大。

他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继续面临诸多障碍。包括政治层面：以2004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遭拒为代表性事件；商业层面：好的资产并不总是待售，至少价格不会便宜，而往往中国企业最后买到的是那些麻烦不断的公司，其中以汽车业尤为如此；管理层面： 中国企业缺乏海外管理经验，不了解海外顾客要什么，不知道如何去管理复杂的跨国企业，不知道如何应对外国文化。虽然中国企业学得很快，但起点低。

德仲齐耶认为，即使是在最受瞩目的能源和资源领域，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不存在什么国家统帅的战略。其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国有企业需要发展海外“帝国”，而这又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价格管制导致国内市场盈利性很差，“走出去”是不得不为。

但中国企业的这种战略却是建立在一个很有问题的假设前提上：油价会升。这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发现了大量页岩气的情况下。石油储备可能会跌值，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或许会亏损。况且，中国政府也还没有能力保卫海上石油供应路线。

同理，中石油目前在缅甸建设的中缅油气管道——作为改变对马六甲海峡依赖局面的重要战略举措——即便顺利建成后也还面临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缅甸仍然是一个民族冲突激烈、高度不稳定的国家。

也正因如此，论者普遍认为，中国仍然希望美国继续扮演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目前和将来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都会很小，并可能因此不愿再介入中东事务，这对中国不见得是个好消息——对中东能源仍相当依赖的中国，希望看到美国提供维和的公共品。

此外，德仲齐耶也指出，中国在大部分工业领域都不是一个节奏制定者。说到在欧洲有什么知名的中国品牌，在座几位嘉宾扳着手指数出了青岛啤酒、海尔、华为、联想。中国仍然是一个代工大国。中国企业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要提升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就需要有品牌，而收购海外品牌是比从头建立新品牌更快捷的方式。

虽然中国对外投资总体水平仍然很低，远谈不上什么“征服世界”，但这不代表中国作为潜在投资者没有影响力。事实上，德仲齐耶认为，中国善于利用自己的资本实力对其他国家“分而治之”——这在空客、波音的市场争夺中，在说服欧盟各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上，中国用起这张牌毫不手软。而欧盟内部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体现在最近中欧光伏贸易争端问题上欧盟与德国政府的不同立场，更为中国的“分而治之”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比美国对中国投资明显的敌意，欧洲国家政府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野村集团副董事长、英国投资贸易总署（UKTI）前首席执行官卡恩（Andrew Cahn)就说，去年10月美国国会发布针对华为和中兴的报告的同一天，英国财相奥斯本（George Osborne）发表声明，欢迎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投资。华为是英国最大的中国投资者，并已承诺在未来五年内继续在英国投资13亿英镑，创造500个岗位。

“中国政府有这种思维，觉得海外并购是一种权力的投射。外国企业愿意卖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而本国企业能够买则是一种强势。”卡恩说。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却又对外资有诸多限制——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有条件这样做，因为所有企业都希望进入中国。

投资会永远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卡恩说。“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号称政府对企业投资决定‘零控制’的国家，政府也是在通过政策鼓励和引导对外投资。”因此，虽然很难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统一协调的战略性行为，仍不能否认这些投资是从中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他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是机会主义、民族主义，而非以市场为导向。

中国还不是标准设定国，卡恩认为。最近欧盟重新考虑与美国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有关。德仲齐耶也认为，欧美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大动机，是要设定标准，让新兴市场不得不追随。

从事中英商务咨询的磐华咨询公司（PanCathay）总裁罗曼蒂（Madeleine Sturrock）则为“中国威胁论”祛魅。她认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国家没有兼并他家的政治野心，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是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打开后不得已的做法，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边境防卫占据了太多精力，中国在文化上也很难认为异族人可以成为中国人。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对消费有巨大要求，满足这些国内要求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中国国内体量的庞大意味着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必须在国内。

如果说中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还显被动，中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明显是另一番景象。LSE研究中非关系的阿尔登（Chris Alden）指出，在非洲，中国“软实力”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像在欧洲只是开几家孔子学院那样有点“异域风情”的做法，而是中国会对非洲说：“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做到了（经济的腾飞）。我们知道怎么做。”

他指出，2006年以前，中国对非洲投资主要是国家主导的以获取资源为导向。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中国民间自发前往非洲从事经济活动。非洲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中非关系的重点转到了社区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关系。最近中国采金客在加纳被扣押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更多能够在中国和非洲民间之间的关系中起到规范作用。

在东南亚，南海争端则加剧了各国对中国投资的紧张感。欧洲亚洲研究所（EIAS）的高级研究员法伦（Theresa Fallon）说，她了解到，中国曾要求跨国企业不要投资越南，跨国企业为了顺利进入中国则不敢不从。

中外对话（ChinaDialogue）主编希尔顿（Isabel Hilton）亦举了中国在缅甸投资的例子。缅甸新近的政治改革让民间社会有了发展空间，开始对那些与缅甸国内裙带资本相勾结的中国投资发起监督。密松水坝的叫停是缅甸民间社会争取的结果，也反映了缅甸政治改革过程中处理对华关系需要找一个新平衡。希尔顿认为，在中缅关系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政策超越了原有的“北京-国有企业”的网络，云南省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