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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对西班牙朋友,男的Kike,37岁,女的Bea,28岁。和许多他们的同龄人一样,他们没有固定工作、不想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

Kike应该算是个作家,更准确说是游历作家。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印度和西藏,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Bea是个自由纪录片制作人。她现在正在准备拍一个关于麦田圈(crop circle)的纪录片,6月底又要去英格兰拍摄。他们的“工作性质”都是,花自己的钱做东西,做出来东西运气好,就卖出去挣一笔,然后接着去游历,卖不出去,就自己赔钱。

他们的生活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旅行,和旅行的间隙。这次在马德里见到他们算是幸运,因为此前四个月Kike都在旅行,也才刚刚回到马德里。事实上这只是我第三次见他们。第一和第二次都是在北京,分别是在他们要去蒙古和从蒙古回欧洲的途中——他们从马德里坐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坐火车到乌兰巴托,因为这样比较便宜。去蒙古是为了看日食,从乌兰巴托还要雇车(没有公共交通)走上一天一夜。第二年日食在中国发生时,他们又到去了亚洲一次。“我们是追日者。”记得很清楚,他们当时对我这么说。

除了做纪录片,Bea每周日在马德里市中心父母开的点心店里帮一天工,这是她和小三岁的弟弟从小做到大的了。要做纪录片相关工作的时候,她会去自己的工作室。那是在父母的点心店隔壁一座写字楼的顶层。这个屋子现在没主人,原来的主人好像是因为欠债还不起跑路了。屋子很大,除了一部分被楼管用作杂物仓库,另外还剩下起码七八十平方米的地方。总之Bea的父亲帮助她把这个屋子“借”下来了,至今没有人说Bea不能用这个屋子,也还没有人来收房租。如果不是没有厕所,Bea几乎可以把它当住家。柜子、桌子、椅子、沙发都有,虽说旧了点、脏了点,但Bea完全不在乎。就连无线网络也是免费的——楼里不知哪个公司的网络不设密码,Bea尽可以用(我也借着用了好半天)。

(二)

Kike和Bea是男女朋友,但没有想过结婚。“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想结婚的。”Bea对我说,当时我们刚参加完她高中同学的聚会。她的高中班上大概有35个人,至今只有1个结婚了。

“结婚就是一张纸嘛。”第二天,在Bea父母家,小她三岁的弟弟,和弟弟21岁的女朋友也都这么说。“如果有朋友需要什么文件,我可以跟他结婚来帮他。”Bea说。除此之外,看不出结婚有什么必要。

我一开始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明白了——我见到了她那个惟一结婚了的高中同学。他跟一个在联合国工作(驻越南)的女孩子结婚了,理由是“他们承担配偶的旅行费用”。这个同学现在的工作是开游艇,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正在准备船长资格的考试。他的生活也有大半时间是在旅行(主要目的地是越南),其余时间则住在马德里市中心一套跟另一个高中男同学合租的公寓里。合租的男同学是个泰式按摩师,我们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正在捣蒜,然后用蒜泥泡酒,每日进服几滴有助于强健肌肉,据说。客厅里晃着一个拳击沙袋,还有跑步机和瑜伽垫。

和很多欧洲国家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有一些鼓励结婚的政策。“政府现在把结婚搞得很容易,不用花什么钱。”Kike说,“不过,离婚的时候不是又要花一笔钱?”所以,他们都觉得,何必自找麻烦。

和很多不想结婚的情侣还不一样的是,Kike和Bea也不住在一起。Kike除了出去旅游,就是住在父母家里。父母家是一幢很舒适的、三层楼的、带花园、游泳池的房子,在马德里西南郊。父母还有一套房子,离市中心稍微近一点,也是Kike出生长大的房子,现在空着。所以Bea住了进去。此外,Kike和Bea有任何朋友来马德里,不管是从地球哪个角落来的,也都被邀请住在这里,节省住宿钱。我就在那住了两天。Bea偶尔也回父母家住一下。她父母家虽不是独幢花园洋房,只是一套住了二十年的公寓,但或许是翻新过,以中国的装修标准看绝对是一流。

Kike和Bea也打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他们打算亲手一砖一瓦建起来。他们在离马德里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花市中心一个车位的价钱(12000欧元),买了一片一个多平方公里的地。(Kike的哥哥也已经在附近买了一块地。)他们已经去了地上几次,用石块搭起了一小堵墙,也规划好了一条路。走在马德里街上,他们总是很注意居民楼的垃圾房旁是不是有废弃的家具——一把椅子,一个架子,等等,看着不错的,他们都会捡回去。他们已经收集了不少果汁盒子,Bea说用这个做屋顶可以防水。还有玻璃罐子,可以拿来嵌在墙壁里。Kike父母家有个邻居是建筑师,会偶尔过来跟他们讲一下建房子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要怎么建。

“这个房子会有水和电吗?”我问。

“没有啊。”Bea说,大概会挖口井吧,可能用一些小的太阳能。“Wifi肯定是没有的了。”她笑我老是要找wifi上网。

(三)

西班牙人抽烟那叫凶。这里的公共场所不划分吸烟与非吸烟区。我在一个Bar里吃东西上网,两个小时内被熏得不行。在我旁边吸烟的,从20几岁的少男少女,到五六十岁的大叔大婶。

跟Bea呆在一起的两天,我更是抽了好多二手烟。Bea几乎每半小时就要自己卷一小支烟抽。她有一个小口袋专门装烟草、烟纸,还有一个碾烟草的小圆盒子。她卷烟卷得太勤了,以至于我都学会了。用五指指尖捏一小撮烟草,在5厘米见方的烟纸靠一边摆一条直线,在一端放上一个烟嘴,然后就着烟嘴卷起来,卷到剩下半厘米的时候用舌头一舔,接着卷下去烟纸就能粘起来。

我说“烟草”,其实是grass,也就是大麻。严格来说,这算是犯法。但如果说“法不责众”,抽大麻应该已经到了“众”的标准。Bea,Kike,以及我所见到的他们的绝大部分朋友都抽,每个人都随身备着一套Bea那样的配置。剩下的几个我没看到抽大麻的,就是在抽香烟。

“这个东西好买吗?”我问。他们说好买,只要你知道找谁买。

“但是买的话比较贵,所以我们自己种。”Bea说。她现在住的家里,也就是那个Kike父母的老房子里,就种着两株。哦!我才恍然大悟,难怪他们把两株植物种在屋子里,不放到阳台上,还每天拿灯照。

只要有医生的药用证明,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买罂粟种子。然后花卉用品商店里有卖照罂粟的全套灯具,带详细使用说明——大家都知道买这些灯回去是干嘛的,心照不宣。

(四)

认识Bea和Kike纯属小概率事件。两年前我到西班牙旅游,在巴塞罗那,一个人走在黄昏的山坡上,望着晚霞、海岸线和映着霞光的建筑发呆。这时有一个人骑着单车到了山坡上,气喘吁吁的,看到我一个人便过来搭话。他叫Pablo,当时在巴塞罗那一个做手表的公司做part-time工作,其余时间就骑单车和摄影。我们交换了邮箱地址,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他的邮件,问我能不能帮他和他的朋友买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火车票,因为他们都要去看日食。他的朋友就是Bea和Kike.

那年Pablo比Bea和Kike晚一点到北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不用在手表公司干活,因为有一家公司要雇他给他们做摄影广告。他很高兴,因为摄影是他的爱好所在,而且这份工作薪水也比在手表公司高,他可以攒更多钱旅游。

这次在马德里,我也见到了Pablo。他已经不再住在巴塞罗那,而是回马德里和父母住了。因为经济危机,他的摄影工作已经没了,巴塞罗那房租又太贵,所以还是回来跟父母住。他今年还想去亚洲,不过还没攒够钱。

“你现在还骑单车和摄影吗?”我问。

单车已经卖了,他回答,因为在马德里没有像在巴塞罗那那么多骑单车的机会。至于摄影,“马德里没有让我想拍的东西。”他说。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不喜欢拍人,喜欢拍大自然。马德里人太多了。

(五)

写Bea,Kike和Pablo的故事,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的确是“故事”。本来我们很难有交集。他们过的是这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而我则严格遵守一个“现代社会”的准则,找工作、组织家庭、追求财富。

在今天这个资本一统天下(或者好听点叫“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哀号金融与经济危机——我这次来西班牙正是因为这个;我们甚至可以说,西班牙经济之所以不景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太多的Bea、Kike和Pablo,他们不遵守“经济规则”,不参与经济,不贡献GDP,而“耽于”自己的喜好。

但这些人身上却有一种我已经久违的,热情。和Bea和Kike在一起的一个周末,我们去了Bea的父母家吃饭(因为刚好赶上Bea母亲的生日),又到Kike的父母家住了一晚上(跟其他几个朋友一起),他们又带着我去朋友家串门。我跟他们仅仅是三面之缘。

我不知道在中国我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朋友,还谈不上熟络就这么慷慨相待。反过来扪心自问,我能用这种善意的心去拥抱新朋友,不揣度他们是否会给自己造成财务上、时间上的损失吗?我想,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现代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我没能跟Bea和Kike当面告别,因为他们又到地上去了,带着帐篷、睡袋和建房的工具。但我在心里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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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翃

张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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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特派华盛顿记者。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博士研究生。观察世界、学习人生、以记录为表达。三人行,必有我师。看、听、想、写。在嘈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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