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那本《哈维尔文集》封面上，哈维尔很酷，很有艺术家气质。

现实中的他，没有照片上那样深沉，只是一位步履有些蹒跚、说话有些接不上气的老人。苍老程度似乎超过了他73岁的年龄。也许跟患过肺癌有关。

如果不是东欧剧变20周年，或许已经很难有机会在公开场合看到这位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除了这位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992年总统、捷克共和国1993年-2003年总统，今天一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座谈的，还有波兰1991年时的总理Jan Krzysztof Bielecki；斯洛伐克共和国1991年-1992年的总理Ján Carnogurský ；前东德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前民主德国外交部长 Markus Meckel和匈牙利1990年-1994年外交部长Géza Jeszenszky。

题目是：“铁幕陷落20年后，我们的梦实现了吗？”

这个话题虽然有些“应景”，但相信在场的每位嘉宾都曾经为他们的梦想沸腾、煎熬、受打击。二十年过去的今天，显然都已平静。今天坐在这里的他们，也都用非常满足的语气表达，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这些当年最主要的梦想都实现了；欧洲一体化能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已经算是额外的惊喜。

“梦想当然实现了——我们都出狱了。”斯洛伐克前总理一语道破圆梦背后的代价。Ján Carnogursk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后入狱三个多月；哈维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次入狱，最长一次长达四年。

但回首历史，他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东欧剧变，是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没有流一滴血，没砸烂一辆车；波兰的团结工会通过与执政党的“圆桌会议”，也在最后一分钟争取到了议会选举的权利，并赢得了大选；柏林墙的封锁因为一个东德官员荒谬的“口误”被打开，面对瞬间涌向柏林墙的数万东德民众，军警没有开一枪；匈牙利执政党则在当时的国际气氛和国内运动下主动宣布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到来。

“没有国际的合作，（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哈维尔通过他的英语翻译说。

这位老人显然有一种韧劲。当他看到其他在场嘉宾都直接用英语表达，他在之后的发言中，也都不求助于坐在身旁的翻译，自己用英文说，尽管很慢，有时会找不到词。当然，没有人会对这位老人不耐心。

老人也很幽默。他提到，有一次去联合国开会时遇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查韦斯对他说“你是我的老师”。“我显然是一个很差的老师。”全场会意而笑。

但或许是非母语表达的缘故，这几位充满了故事的人物，这次并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论，也没有多少对现状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大业已就”。这几个国家年轻的“民主”还或多或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青春病”。

不过，至少他们可以欣慰，民主已经上路。他们也都承认，二十年还太短，只能在成长中完善，“或许要几代人”。

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相比，二十年后的今天，也许他们更需要多想一下的问题是，经济上的“转型”转对了吗？当年他们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马首是瞻”，但今天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却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他们，西方的模式是有毛病的。

波兰前总理今天已经两次提到对西方银行的批评。他说西欧国家的银行大量进入中东欧国家市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要扩大市场份额”，它们在东道国的自我监管行为低于在母国的标准，它们在危机发生后限制了东道国资银行的放贷。金融一体化是此次危机从西欧传导到中东欧国家的最直接途径，波兰前总理显然在这方面颇有微词。他如今已经是波兰最大银行的CEO。当被问道如果自己还在政治要职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时，他说银行私有化太快，（很多是卖给了西欧国家银行），人民没有享受到银行价值几十倍增长的利益。

今天上午另一场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举办的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活动中，其首席经济学家Erik Berglöf总结道：“转型”之初，它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缩小国家在经济中的成分，让市场发挥最大作用；但经历过危机后的它们，要做的是重新定义国家的地位，让国家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点‘讽刺’。”他说。